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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某诉山东某技术劳务公司工伤赔偿案之法理分析

杨德君


案情简介

　　王某在求职中不顺，遂用其朋友的身份证及培训安装证书（上附有朋友相片）到山东某技术劳务有限公司公司驻北京办事处应聘装修工，2008年3月15日通过了面试，并与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被派遣至工人体育场110KV线路隧道1号井工地。2008年4月3日，王某在施工时从脚手架十米高处滑落，眼角触碰到角铁，意外受伤。工地工长及时将王某送到朝阳医院治疗，诊断为：左眼球破裂伤，左眼前房出血。后因伤势过重，最终手术取出眼球。公司仅为其支付了前期医药费3000元，后续的治疗费不愿赔偿。后经朝阳社保管理中心查实，该公司未依法为王某缴纳工伤保险费，工伤保险待遇无法享受。公司认为王某存在求职过程中有欺诈行为而不予工伤赔偿，遂引发纠纷。本所律师接受王某委托后，向朝阳区劳动监察大队投诉该公司未给王某缴纳工伤保险费，请求处理赔偿事宜；之后又向朝阳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朝阳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2008年06月10日朝阳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做出工伤认定结论通知书，认定王某属于工伤。2008年10月15日朝阳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做出劳动能力鉴定、确认结论通知书。确认王某伤残情况：左眼球破裂伤，左眼前房出血。左义眼，右视力0.4，针孔0.6。确认目前已达到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标准伍级。以此为依据，本所律师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该公司支付相应工伤保险待遇。劳动争议仲裁委经过开庭审理，认为王某与某技术劳务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公司方应当支付其相应工伤保险待遇。庭审后，双方达成调解协议：（1）山东某技术劳务公司一次性赔偿王某11万元整；（2）王某的工伤证原件交由公司保管：（3）王某放弃其它请求事项。

案件庭审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王某应聘时冒名顶替，并提供了虚假证明资料，其与劳务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是否有效？如果劳动合同无效，能否认定王某与劳务公司建立了事实劳动关系？

我方代理意见认为：

　　（一）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合法有效，劳动关系成立。王某应聘时虽然有冒名顶替、提供虚假证明的行为，但是劳动合同无效的确认，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应当由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或人民法院确认。由于该公司未就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是否无效提请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或人民法院确认。王某也已办理了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为伍级；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均已生效。因此，在未经依法“确认”的情况下，双方的劳动合同是合法有效的。

　　（二）即使劳动合同被确认无效，也不能导致事实的劳动关系不存在。劳动合同仅仅是双方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的书面确认，并不是劳动关系是否存在的唯一证明，也不是界定劳动关系是否存在的必需凭据。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劳动关系的建立应当以实际用工为判断标准。劳动合同的无效可以视为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可以重新约定或依法律推定。《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劳动合同被确认无效，劳动者已付出劳动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可见，在劳动合同被确认无效的情况下，双方的法律关系仍然是劳动法上的法律关系。因此，实际用工的存在，应当认定双方劳动关系成立。

　　（三）王某虽然有提供虚假证明的过错，但其本人实际上从事该劳务公司安排的工作，接受公司的管理，并领取相应的劳动报酬，完全符合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中关于劳动关系成立的要件。因此，应当认定王某与该劳务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

该劳务公司辩称：

　　（一）事实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双方符合法律规定的劳动法主体资格，劳动者成为用人单位的成员，遵守其规章制度，接受其管理。本公司在用工之日即与王某签订了劳动合同，不符合认定事实劳动关系的前提条件。

　　（二）《劳动法》第18条第二项、《劳动合同法》第26条第一项规定，采取欺诈、威胁等手段订立的劳动合同全部或部分无效。王某通过冒名顶替、提供虚假证明以欺诈的形式与本公司订立劳动合同。由于王某的欺诈的行为造成本公司对签订劳动合同主体资格的错误认识，应当认定劳动合同不能发生法律约束力，因此，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无效。

　　（三）本公司与王某的劳动合同无效，也不符合认定事实劳动关系的前提条件，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不应承担工伤赔偿责任。

案情评析

　　法律行为是指民事法律关系主体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行为，一般将其分为形式要件、实质要件，以更好的适用法律。实质要件主要包括当事人的行为能力、意思表示、法律行为的内容合法性。形式要件主要是指是否需要登记、是否采用书面等。

　　从劳动关系的形式要件来看，即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应签而未签订劳动合同；以口头协议代替书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满没有终止也没有续签而形成的事实延续的劳动关系。从劳动关系的实质要件来看：首先是劳动者根据用人单位的安排提供了劳动；其次是劳动者已经成为用人单位成员，用人单位提供了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再其次是劳动者已纳入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体系。

　　《劳动合同法》施行后，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成为用人单位的一项强制义务。但是，在劳动法律关系领域，形式要件（书面形式）的缺失，并不导致劳动关系的不成立（自始不存）。

　　在本案中，因劳动者的欺诈行为，可以认定劳动合同的归属无效。但是，纵观《劳动法》第九十七条、《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八十六条对合同认定无效的处理，皆没有规定劳动合同无效的，劳动关系不成立；相反，《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八条明确规定，劳动合同确认无效，劳动者付出劳动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在劳动法法律关系领域，劳动合同的无效（形式要件的缺失）仅仅导致双方的权利义务无法一一确定，有待双方的协商或依照法律推定。结合劳动合同法立法的宗旨，合法的书面形式更多的强调的是用人单位的义务。当劳动合同无效的情形出现后，也仅仅是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劳动法律关系领域中，劳动合同无效的法律事实并非导致劳动关系不存在，而是导致事实劳动关系的成立。

　　综合本案例，王某因自身的原因造成劳动合同的无效，但其与山东某技术劳务公司之间符合劳动关系建立的各项实质要件，仍应认定事实劳动关系的存在。同时，依据《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劳部发[1995]309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等相关劳动法律法规，也可以认定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至于其采用冒名顶替、虚假资格证明的方式与劳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劳务公司可以依据国家相关法规或公司管理制度对王某给予辞退或开除处理，并可以要求王某赔偿损失。



作者：杨德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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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北京厚德铭劳动法律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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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情】

　　女子沈某在与男子潘某进行完性交易，准备离开时，乘潘某不备，顺手将潘某放在床头柜上的嫖资及一只手表拿走，并将该表藏匿于其租住房的灶台内。后潘某发现手表丢失，疑系沈某所为，便约见沈某，假称该表不值钱，但对自己意义重大，如沈某退还，愿送两千元。沈某坚决否认，于是潘某报案。公安机关将沈某羁押时，该表仍在灶台内，而沈某已收拾好行李欲往他处。在讯问中，沈某如实供述了自己拿走手表的事实及手表的藏匿地点，但不能说出该表的牌号、型号等具体特征，并认为该表仅值六七百元。经鉴定，涉案手表价值人民币12万余元。

　　【分歧】

　　本案的分歧不在于沈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而在于是构成“数额较大”之盗窃还是构成“数额特别巨大”之盗窃。第一种意见认为，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原则，不能让行为人对其所不能认识的价值数额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即沈某所犯之盗窃罪数额较大；第二种意见认为，手表价值是一个客观事实，不以行为人是否有所认识为转移，即沈某所犯之盗窃罪数额特别巨大。

　　【评析】

　　笔者认为沈某所犯之盗窃罪数额特别巨大，但在量刑上应当适用刑法第63条第2款的特别减轻制度。理由如下：

　　一、事实错误可以界定为同一构成要件范围内的事实错误与不同构成要件之间的事实错误，也就是具体的事实错误与抽象的事实错误，这是刑法理论上关于事实错误之最重要的界定。至于何种事实错误阻却故意，法定符合说已成通说，即行为人所认识到的事实与实际上发生的事实，只要在法定的构成要件范围内一致，就成立故意，而不同构成要件之间的错误才影响故意的存在。数额认识错误，属于同一构成要件之内的认识错误，不能阻却故意。

　　二、持第一种意见者认为，让行为人对没有认识到的财物价值承担刑事责任，是一种客观归罪，不符合主客观相统一之原则，或者说违反责任主义。但主客观统一是相对的，绝对的主客观统一无法实现。在不同构成要件之间要实现主客观的统一，如误枪支为一般财物而予以窃取，已超出同一构成要件之范围，对行为人不能以盗窃枪支罪论处；在同一构成要件范围内则不存在主客观相统一的问题，如误电视机为录像机而予以窃取，虽有认识错误，但不影响定罪，这并不违反主客观相统一之原则。

　　三、刑法第264条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及“数额特别巨大”乃是指被损害法益的实际价值，若按行为人所认识到的价值来定数额较大、巨大还是特别巨大，则无疑是将量刑的标准由客观变为主观，显然不妥。

　　四、在主观认识价值与财物实际价值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按财物实际价值认定，并无疑义。但在主观认识价值与财物实际价值相差巨大的情况下，按财物实际价值认定，又似乎对行为人不甚公平。如在本案中，沈某认为手表仅值六七百元，没想到手表价值竟高达12万余元，由前述分析知，对其按数额较大之盗窃罪论处不妥，然而按数额特别巨大之盗窃罪论处又有违国民的一般法感情。对此，笔者认为，数额认识错误实际上是一个量刑问题，而非犯罪故意问题。沈某以盗窃的故意实施了盗窃行为，数额特别巨大，构成盗窃罪，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这一档法定刑上量刑，但考虑到沈某主观认识价值与财物实际价值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应当适用刑法第63条第2款，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作者单位：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