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行政许可过错责任追究办法（试行）
浙江省台州市人民政府
台州市人民政府令第86号
《台州市行政许可过错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已经市人民政府第11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4年10月1日起施行。
市长 瞿素芬
2004年9月10日
台州市行政许可过错责任追究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依法实施行政许可，保障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正确履行法定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浙江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的行政许可过错行为是指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以及依法受委托实施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以下简称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实施行政许可过程中作出的违法或者不当行为。
第三条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监督制度，加强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行为的监督检查。行政机关应当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实施有效监督。
第四条市人民政府负责全市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监督工作；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所属工作部门、派出机构和乡（镇）人民政府实施行政许可的监督工作；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工作部门负责本行政机关所属机构、组织实施行政许可的监督工作；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所属工作部门的法制工作机构具体负责行政许可的监督和责任追究工作。前款负有行政许可监督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法制工作机构统称行政许可监督机关和监督机构。
第五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行政许可法定职责产生过错的，依照本办法追究其行政责任。实行垂直管理体制的行政机关、组织实施行政许可的监督和责任追究工作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章责任追究的范围
第六条违反行政许可的有关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行政责任：
（一）违反《行政许可法》规定，无法律、法规、规章依据，擅自或变相增设新的行政审批、许可项目；在保留的项目内增加审批环节、提高或降低行政许可条件、标准的；对已经废止、削减或下放的行政审批、许可项目继续实施审批或许可的；
（二）不按规定在办公场所公示行政许可内容、对象、条件、程序、依据、时限、标准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的；
（三）在受理、审查、决定行政许可过程中，未向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
（四）对申请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未在规定期限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容，或者不能向申请人提供准确、可靠的行政许可信息的；
（五）对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和不在法定期限或对外承诺的时限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
（六）未依法说明不予受理行政许可申请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具体、明确理由的；
（七）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或者应当根据听证笔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而不根据听证笔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
（八）在办理行政许可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申请人、利害关系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不当利益的；
（九）违反规定委托或默许中介组织、下属机构、其他单位实施行政许可或行政审批权的；
（十）未取得法定行政执法证件或者持无效的行政执法证件从事行政许可工作或不亮证许可的；
（十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十二）依法应当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未经招标、拍卖或者考试，或者不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十三）其他违反行政许可有关规定，损害申请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的。
第七条违反行政许可的收费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责令改正，退还非法收取的费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其行政责任：
（一）擅自设立行政许可收费项目或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的；
（二）对已明令取消或者降低标准的收费项目，仍按原定项目或标准收费的；
（三）不按规定在办公场所公示收费项目、收费范围和收费标准的；
（四）以组织考前培训、学习等名义向行政许可申请人强制收费的；
（五）培训的收费项目与标准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
（六）下达或者变相下达收费指标的；
（七）违反规定强制或变相强制行政许可申请人订购书报刊物、音像制品，强行推销产品的；
（八）搭车收费、变相收费以及重复收费的；
（九）摊派各种名目的达标、评比以及授予各种荣誉称号、资格认证等费用的；
（十）实施行政许可收费时，没有开具合法收据或没有使用法定部门制发的专用票据；行政许可收费不全额上缴国库或者截留、挪用、私分、变相私分行政许可费用的；
（十一）其他违反行政许可收费规定的。
第八条违反有关规定，在对行政许可事项监督检查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其行政责任：
（一）无法律、法规、规章依据对被许可人进行检查，或不按规定职责、权限、程序实施检查的；
（二）无法律、法规和规章依据或无正当理由对被许可人实施强制措施的；
（三）以实施检查为名故意刁难被许可人或者滥用职权限制被许可人的许可事项、范围的；
（四）接受或者索取被许可人的礼物、礼品、宴请、娱乐活动或在被许可人处报销费用的；
（五）向被许可人强行摊派费用、索要赞助、无偿占用其财物的；
（六）玩忽职守，对应当依法予以制止、改正或撤销的行政许可行为不予以制止、改正或撤销的；
（七）其他违反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工作规定的。
第九条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应当追究行政责任：
（一）对行政许可监督机构所调查处理的事项拒绝作出解释和说明，或敷衍塞责、拖延不办的，或未及时反馈办理结果的，或反馈材料不实的；
（二）拒绝或故意拖延提供与调查处理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财务账目等材料及相关情况；或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隐匿、篡改、毁灭证据的；
（三）拒不采纳行政许可监督机构处理意见和建议的；
（四）其他妨碍行政许可监督机关、机构行使职权的行为。
第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追究行政机关负责人的行政责任：
（一）无法律、法规、规章依据，擅自委托其他行政机关和非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
（二）指派不具有合法资格的工作人员办理行政许可事项的；
（三）作出的行政许可决定被确认违法或被依法撤销的；
（四）对本行政机关负责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不组织适时评价或不按规定报告评价结果的；
（五）对本行政机关及下属机构连续出现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许可行为，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纠正的；
（六）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投诉举报的事项，不认真办理，并造成一定影响的。
第三章违法或不当行为的确认
第十一条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行为违法或不当，向行政许可监督机关或监督机构投诉举报，由接受投诉举报的机构调查、核实并确认。
第十二条行政许可监督机构组织巡查暗访发现并确认的。
第十三条经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行政许可监督的机关在联合办理或集中办理的地点设立的监督机构调查、核实并确认的。
第十四条经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或者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发现并确认的。本级人大、政协等国家机关交办并经行政许可监督机构调查、核实并确认的。
第四章责任追究的实施
第十五条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承担行政许可过错责任的方式分为：
（一）责令纠正；
（二）告诫；
（三）作出书面检讨或者说明理由；
（四）通报批评；
（五）调整工作岗位、降职、免职、待岗、责令辞职、辞退；
（六）暂扣或者吊销行政执法证件；
（七）构成犯罪的，按有关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以上方式可单独适用，也可同时适用。
第十六条行政许可过错行为经调查、核实后确认为违法或者不当的，应当根据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许可工作中各自承担的职责和过错，区分不同情况，分别对承办人、审核人、批准人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下列规定确定责任：
（一）承办人独立行使职权造成的，承办人为责任人；
（二）二人以上共同行使职权造成的，主办人员为主要责任人，其他人员为次要责任人；共同办理的，作为共同责任人承担责任；
（三）经审核、批准作出的行政许可行为，因承办人的过错行为导致审核人、批准人失误而造成的，承办人为主要责任人，审核人、批准人应负相应的责任；因审核人的过错导致批准人失误而造成的，审核人为主要责任人，批准人应负相应的责任；因批准人的过错而造成的，批准人为责任人；因承办人、审核人、批准人均有过错而造成的，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区分各自责任的大小；
（四）经集体讨论作出的行政许可违法或者不当行为，决策人为主要责任人，提出并坚持错误意见的为次要责任人；提出并坚持正确意见的不负责任。
第十七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行政许可工作人员的责任：
（一）因行政许可依据不明确或者相互不一致的；
（二）因行政许可申请人以欺骗手段取得行政许可，而行政许可工作人员限于客观条件而不能发现的；
（三）因不可预见或者无法抗拒的原因致使错误发生的；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可以免除责任的。
第十八条具有本办法第六条至第十条所列的行为之一，能主动承担责任并及时纠正违法或不当行为的，对相关责任人可以从轻、减轻或免予责任追究。
第十九条具有本办法第六条至第十条所列行为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相关责任人从重或者加重处理：
（一）同时具有本办法第六条至第十条所列两种以上行为的；
（二）对检举人、举报人、投诉人、证人以及被许可人进行打击报复的；
（三）干扰、阻碍或不配合行政许可监督机构对其问题进行调查的；
（四）一年内多次被投诉或举报的；
（五）其他依法应当从重或者加重处理情节的。
第二十条本办法规定的行政许可过错责任追究，按权限由下列机关或机构负责实施：
（一）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一）、（二）、（三）、（四）项由行政许可监督机构作出；
（二）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五）、（七）项由行政许可监督机构向有关机关提出建议，有关机关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程序办理；
（三）本办法第十五条第（六）项按照《浙江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和《台州市行政许可监督检查暂行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过错责任追究机关、机构应当自批准调查之日起30日内提出过错责任确认意见及行政处理或行政处分建议。
第二十二条行政许可监督机关或机构根据过错责任追究机构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调查、复核过错责任人的责任，并应当自接到建议书之日起30日内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本办法的规定，对过错责任人的过错责任予以确认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对过错责任人的过错责任确认及处理决定，应当自作出书面决定之日起5日内送达过错责任人并报上一级行政机关备案。
第二十三条对依本办法实施的责任追究不服的，可依法提起申诉。
第五章附则
第二十四条本办法由台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本办法自2004年10月1日起试行。
探求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平衡点
—－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合法权益保护问题研讨会综述
林伟平
为深人探讨当前刑事诉讼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进一步推动刑事诉讼法律的发展，增进业务交流和联系，由广东省法官协会、检察学会、警察学会和律师协会联合举办的首届"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合法权益保护问题"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12月16日至17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召开。会议收到论文300多篇，分别就刑事诉讼权利保护、刑事诉讼制度设计、刑事诉讼突出问题与前沿问题进行了深人的探讨与交流。现将研讨会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困境与困惑:在传统与现代的注视下前行
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不仅是刑事司法制度实现公平正义的基础，也是现代法治与文明的标志之一。我国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及由此制定的司法解释和规则，在当事人合法权益保护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人了宪法，标志着我国在人权保障领域进人了新的阶段。但由于一些国际公约公认的当事人权利仍未纳人刑事诉讼法司法保护范围以及司法水平、执法水平有待提高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合法权益保护的范围及其保障程序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律师依法执业权利得不到保障。近年来，随着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刑法和律师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和职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在司法实践中，律师参与侦查活动的范围受到法律、司法解释以及各种不成文的惯例限制，造成律师依法执业的权利得不到保障。首先是会见难。会见难是当前律师界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有的侦查、司法机关制造种种借口无限拖延;有的借口涉密案件必须批准，不作安排;有的委托律师会见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必须经过侦查机关同意;有的侦查机关严格规定会见时的律师不少于二人，且不分案件难易，一律派员在场，会见的次数、持续时间均由侦查机关控制等等，使会见流于形式。其次是调查难。法律虽然赋予律师申请调查权，但只有在审查起诉时才有权调查取证，并且申请权的行使在实践中基本上没有制度上的保障。同时，《刑法》第306条还专门规定了律师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及其刑事责任，使律师处于危险的境地与安全的地带之边缘，调查取证举步维艰。再次是质证难。我国的刑事庭审改革尽管引进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但却没有相应地设置庭前证据开示制度，并且证人出庭作证的比率极低，造成了律师在实践中遭到"证据突袭"的现象时有发生，诉讼从开始便在不公平的基础上进行。
(二)超期羁押边清边超。有的代表从超期羁押的外在表现，把其划分为显性超期和隐性超期。显性超期是指明显违背刑事诉讼法规定办案期限，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的超期羁押。表现在:拘留后不按期提请逮捕、提请逮捕后不按期批捕、批捕后不按期侦结、侦结后不按期审查起诉、起诉后不按期审结等方面。隐性超期是指采取违反法律的手段，规避刑事诉讼法律的办案期限，以形式上的不超期掩盖实质上的超期羁押。表现在:随意提请批准延长期限、司法机关相互"借用"办案期限、滥用退回补充侦查规定、滥用发回重审规定。目前，对显性超期羁押的治理，已取得明显效果，但仍然存在着边清边超、前清后超的现象，而隐性超期羁押却依然严重地存在。
(三)刑讯逼供屡禁不止。刑讯逼供是封建纠问式诉讼制度的产物，我国法律虽然明文予以禁止，但在司法实践中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有效遏制。部分侦查人员在口供为线索收集证据的追诉欲望的支配下，经常使用威胁利诱，甚至是刑讯逼供的方法来收集有关线索，因刑讯逼供而导致犯罪嫌疑人伤亡的案件时有发生。经过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公安司法人员、律师等有关人员的调查，几乎一致认为在侦查取证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刑讯逼供现象。
(四)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漠视。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害人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并规定了其在各个诉讼阶段的权利。但是，从刑事被害人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来看，一方面，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其权利的规定与其地位不相适应;另一方面，其有限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使其陷入判决前得不到必要的慰藉、判决后得不到足够的赔偿的境地。主要表现在:一是被害人被当作证人对待，无权对案件的处理发表意见，与其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极不相称;二是被害人依法获得诉讼代理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导致不能获得应有的法律帮助，影响了其实体权利的实现;三是刑事诉讼法虽然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案件时应当听取被害人及其委托人的意见，但却没有明确规定听取意见的方式、程序及不听取意见的后果，以致这一立法的积极意图难以实现;四是刑事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的范围不够;五是被害人对一审法院未生效的判决不服时，无权提出上诉，而只能向检察院申诉，但此请求并不必然能够引起检察院的抗诉程序;六是不能对其遭受的精神损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物质损害的赔偿又没有保障。
二、缺陷与缺失:从立法和司法的视角出发
当前，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的当事人合法权益保护存在的种种问题，说明了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对于人权保障尚不充分，它既表现在制度保障本身不充分，又表现在规定的保障性制度难以切实有效实施。
(一)受传统侦查价值取向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的侦查模式属于以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为基础的完全"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诉讼结构缺乏科学性，侦查阶段只有控辩双方，缺少审判方。作为控方的侦查机关以强大的国家权力为后盾，几乎可以不受限制地行使各种强制措施和专门调查手段。如对于涉及当事人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窃听、邮检等秘密侦查手段的采用，完全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而不受任何外部监督。在司法实践中，有罪推定的封建残余思想依旧影响着一大批司法人员。有的司法人员不惜采用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非法手段来获取实体真相。
(二)"如实回答"义务在立法上存在缺陷。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是为防止刑讯逼供等暴力取证行为设置的一道制度屏障。我国刑事诉讼法不但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反而明确规定了如实回答的义务。这与控方负举证责任的无罪推定原则相违背，在实践中也助长了刑讯逼供等暴力取证之风。
(三)立法上未明确禁止使用非法证据。刑事诉讼法第43条并未明文禁止使用非法收集的证据，而且高检、高法执行新刑事诉讼法的有关司法解释，对于非法证据的使用也仅以严重损害犯罪嫌疑人或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者除外。而"严重损害"的标准不明确，是否构成"严重损害"由司法人员自己判断，使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常常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其结果是导致了司法人员滥用职权侵犯人权，破坏法治和人道主义原则。
(四)羁押制度存在着漏洞，异化为办案的附属工具。我国刑事诉讼法仅规定了拘留、逮捕、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并没有专门的关于羁押的规定。而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与羁押是有区别的。大多数的法治国家将拘留或逮捕作为强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案的一种手段，仅是一种短暂性的措施，而羁押则为一种具有较长的持续性的法律状态。在对犯罪嫌疑人拘留或逮捕而强制到案后，如果认为有继续羁押之必要时，侦查机关必须向法院申请。而在我国，羁押成为采取拘留、逮捕强制措施后的当然后果，不具有任何独立性。
(五)缺乏庭前证据开示制度，使质证丧失了公平的基础。我国修正前的刑事诉讼法实行的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卷宗移送主义"，但为了防止法官"先定后审"，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原来的全案证据移送改为主要证据复印件移送。由于法律缺乏庭前证据开示制度的规定，这既不利于庭审时主持控辩双方的质证活动，也不利于及时查清事实真相，容易造成诉讼拖延，致使当事人诉讼权利乃至实体权利都化为空中楼阁。
(六)权力监督的失衡与司法审查的缺失。在我国，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享有广泛的刑事侦查权和刑事强制权。刑事诉讼法对侦查行为规定了内部制约机制，在侦查程序设计上将拘留、搜查、扣押等强制措施的决定权交由公安机关行使，检察机关对于需要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也自行决定，实行内部审查制度，而非司法审查制度。由于缺乏法官介人侦查、控制侦查的司法审查机制，使侦查程序的结构行政化，完全在侦查机关的控制下运行。从司法实践来看，真正制约非法拘留、违法逮捕、超期羁押等现象产生的不是立法上对这些强制措施的规定，而是这些强制措施的审查制度。而作为监督强制措施的检察机关，在诉讼中也隶属控诉方，与犯罪嫌疑人构成了刑事诉讼程序中相互对抗的双方，故其检查、监督的公正性难以得到保证。
三、公正与效率:刑事诉讼制度的重新建构
公正与效率是刑事诉讼活动的两大价值目标。就我国目前状况而言，刑事犯罪形势比较严峻，治安压力大，各级司法机关的主要任务是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和公民安全，刑事效率摆在优先考虑的地位，这种考虑符合实践需要，具有合理性。但从长远来看，刑事诉讼活动必须符合保障人权和控制犯罪的需要，体现司法公正和效率。
(一)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目前，我国学术界对是否引进沉默权制度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归纳起来有三种观点:一是引进说，建议尽快通过立法程序，确立沉默权制度;二是否定说，认为在当前的治安形势下，不宜规定沉默权;三是折衷说，认为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但应进行适当限制。参加研讨会的代表普遍支持折衷说。有的代表认为我国法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沉默权，但已蕴含在立法中。如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提出的与案件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可以看作是特殊沉默权的立法表现。在实践中已经有司法机关开始探索办理"零口供"案件。有的代表认为我国设立的沉默权制度，应当包括:(1)明示沉默权模式，即通过有关法律条文的具体规定对沉默权予以确认，包括明确告知规则、明确讯问时律师在场规则和明确违反沉默权后果规则;(2)默示沉默权模式，指法律条文虽未明确出现"沉默权"字样，但依据立法原意和宗旨可以推断出其隐含沉默权的内核，法律通过对被追诉者陈述的鼓励机制和保障机制使沉默权得以实现;(3)沉默权的例外，指在特定情况下或者特定案件(如贪污贿赂犯罪、有组织团伙犯罪等)中，如果被追诉者要求行使沉默权，法院有权做出对其不利的判决。
(二)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现行立法对非法证据的效力态度是:第一，反对非法收集证据;第二，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排除以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但由于法律对非法证据及其衍生证据的可采性未作规定，司法解释对非法证据的规定则缺乏可操作性，造成了在实践中存在缺陷和不足。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借鉴外国有益经验，构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无疑是法律发展的最终方向。有的代表认为，要构建我国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须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一是应确立强制排除(或自动排除)和裁量排除相结合的模式，并根据具体情况作出一般原则和例外规定;二是要充分考虑法律文化传统、治安状况、人们的接受程度以及司法机关的执行能力等因素;三是根据各国的具体对策的演变和发展方向，特别是联合国有关文件中确立的标准，做出相应的规定;四是对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相关的其他制度进行补充和修改，形成体系。因此，有的代表建议:(1)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升到宪法的高度加以界定;(2)修改刑事诉讼法第43条的规定，使之更加明确、具体和具有可操作性;(3)在司法解释中明确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则及其例外情形;(4)确立衍生证据的可采原则;(5)制定《刑事诉讼证据法》或《刑事诉讼证据规则》。
(三)设立庭前证据开示制度。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对我国原来的以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进行了改革，形成了当事人主义特征的诉讼模式—控辩式诉讼模式。为使此种模式更好地实施，有的代表主张引人英美法系国家相配套的证据开示制度。其理由是:(1)在诉讼体制改革的背景变化中，辩方的作用日益加强;(2)公诉机关往往只复印对控诉有利的证据，甚至保留部分证据作为"秘密武器"，与改革初衷相违背;(3)面对律师在庭
审中的"证据突袭"，公诉方往往措手不及，只能请求延期审理，浪费诉讼资源;(4)能使公诉方了解到被告人是否存在无罪或罪轻可不起诉的证据，从而作出调整指控方向的决定;(5)对案情重大、复杂、证据繁多的案件，为控辩双方提供全面了解掌握证据对庭审质证予以充分准备的条件;(6)对不合格证据和法律文书起到过滤和提醒补正的作用;(7)有利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部分调解的达成。据参加研讨会的有关专家学者透露，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司法部联合制定的证据开示规则已拟于近期出台。在证据开示范围上，检察官将全部证据材料开示给辩护方，而辩护方则至少将无罪证据和自首立功证据开示给对方;在开示阶段，公诉机关做出起诉决定时应该进行证据的第一次开示，如有必要应在开庭前进行补充开示，补充开示应在法官主持下进行。
(四)建立中国式的辩诉交易制度。刑事诉讼法修正以来，控辩双方在法庭审判中对抗程度大大增强，导致庭审程序复杂化，效率低下。针对这种情况，有的代表建议引人英美法系国家的辩诉交易制度，认为不论是从当事人的角度，还是从刑罚规律、刑事诉讼的目的等各个角度分析，辩诉交易制度都蕴含着其内在的重要价值，也是我国建立这项制度的内在动力。在我国的整个刑事法治过程中，从程序到实体，从定罪到量刑，从公诉案件到自诉案件，从立法到司法解释的各个环节，都有辩诉交易的表现形式。如诉讼程序上的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简化审，可以看作是英美法系辩诉交易制度的"变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隐含着双方交易的影子，可以认为是我国在立法上的辩诉交易;自首、立功以及"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具有辩诉交易的色彩等等。因此，认为"我国未实行辩诉交易"是一个认识误区。在名称设计上，考虑到我国在法律渊源和司法制度设计与英美法系存在的差异，主张将我国的辩诉交易制度称为辩诉协商制度。
(五)实行以保释为主、羁押为辅的制度。有的代表认为，我国当前诉讼制度下的高羁押率是超期羁押赖以生存的土壤，高羁押率造就了超期羁押。因此，羁押制度只有独立于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才能化解超期羁押与办案期限之间的矛盾，即羁押制度单独设立后，办案期限可以延长，但羁押期限不随其自然地延长。针对建立羁押制度并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有的代表主张借鉴英国的保释制度，加强对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监管力度，降低羁押率，减少超期羁押问题的机会。同时，实行羁押期限与办案期限相分离的制度和超期羁押的程序性制裁机制，这样才能解决我国非法羁押和超期羁押问题的根本所在。
四、分权与制衡:构建和谐法律共同体
国内外法治进程的经验表明，必须对国家权力明确地予以划分和限制，使国家权力只能在各自的范围内合法运作，同时使分立的各种权力互相制约，以保持权力之间的合理张力与互动平衡。
(一)要合法合理地行使警察权。警察权力的实施，必须坚持合法、合理和适度的原则。为了做到合法合理地行使警察权力，警察机关必须建立公正文明、保障人权的行政执法机制。这一机制应建立在尊重公民的人格、尊严、自由、合理愿望、进取精神和财产权利的基础上。机制的每个环节都应注重尊重人权、维护人权。即使是对待违法者，也要充分尊重和保护他们的基本人权。要确保程序上的人权得以维护，执法行为的实施和强度应以影响当事人利益最小为原则。尤其是在采取关乎人的生命和自由的措施时，更要慎用手中权力。在我国，警察执法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这要求警察除了执法的审慎外，还要对合法性与合理性适度把握，避免权力的滥用。
(二)强化检察监督权。我国的检察机关通过审查批捕、审查起诉的方式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具有事后监督的性质。这种监督因缺乏后续的制约措施而使得纠错机制难以健全。因此，有的代表主张进一步强化检察监督权，发挥检察监督在人权保障特别是程序性人权保障中的作用。首先要在监督方式上改变事后性监督和书面性监督为同步监督和直接监督并用，给予检察机关的侦查参与权;其次是要确立检察官对侦查人员及其侦查活动进行评价的制度，给予检察机关取舍证据的权力和确认违法侦查行为无效的权力;再次是要确立侦查人员的控诉辅助义务，在检察院提出公诉后，随
时依据检察机关的要求收集新的证据。
(三)建立刑事司法审查制度。在我国的刑事侦查程序中应进一步贯彻权力制衡原则，在立足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司法审查制度。有的代表主张，在不改变我国现行法院体制的前提下和完善现行审前程序的基础上，在审判机关的立案庭设立刑事司法审查组和刑事司法审查法官，专门负责对侦查机关提请适用的刑事拘留和逮捕等强制措施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对于符合刑事拘留和逮捕条件的，由审前法官签发司法令状。为此，可以考虑取消检察院的批捕权力，保留其检察、监督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权力。
(四)建立与侦查机关相分离的监所羁押制度。由于目前我国的看守所隶属于侦查机关，对讯问程序是否合法很难进行客观的监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旦被羁押，其权利往往无从获得保障。因为单从理论上看，将诉讼的一方完全置于另一方的控制之下，就已经违背了控辩平等的基本诉讼原则。从实践经验来看，侦羁合一的管理体制也确实构成了对犯罪嫌疑人基本权利的威胁。因此，使羁押场所与侦查机关脱钩，实行监所中立，不仅能有效地防止刑讯逼供，而且可以在被告人当庭翻供时为是否存在刑讯逼供提供可信的证明，解决非法证据的证明难题。
(五)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人主体地位。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律师在侦查阶段介人，但这种介人只是一种有限介人，律师扩大了的权利徒有虚名。造成这样局面的关键原因，是我国立法上没有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人的诉讼地位。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来看，只有把侦查阶段律师的诉讼身份界定为辩护人，才能合理地阐释律师在侦查阶段发挥的职能作用。因此，有的代表主张在刑事程序一开始的侦查阶段，就必须最大限度地赋予律师的各种诉讼权利，包括秘密会见权、通信权、在场权、调查取证权和刑事豁免权，使处于弱势的犯罪嫌疑人在专业律师的有效帮助下，能够同强大的控方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平等地竞争。
（本文发表于《公安研究》200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