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孙谦副检察长在第五届全国检察理论研究年会和省级院研究室主任座谈会上讲话精神之一
理性对待暂缓起诉制度
段明学
暂缓起诉，德国称为“起诉保留”（或“附条件不起诉”），日本通称“起诉犹豫”，是指检察机关对于具备起诉条件的犯罪嫌疑人暂时不予起诉，而是在规定的期限内视犯罪嫌疑人的现实表现决定是否起诉的制度。在规定的期限内，若犯罪嫌疑人表现较好，检察机关就不再对其进行起诉，诉讼程序随之终止；反之，如果犯罪嫌疑人表现不好，检察机关就要对其进行起诉，请求法院追究其刑事责任。因此，暂缓起诉本质上是检察机关依法享有的视犯罪嫌疑人的现实表现而决定是否起诉的自由裁量权。
暂缓起诉起源于德国和日本。其产生的直接动因，来自于刑事犯罪攀升导致的对诉讼经济的要求。自十九世纪后半叶始，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犯罪案件不断攀升。在起诉法定主义下，检察官对所有犯罪都必须起诉，导致刑事积案与日俱增。为缓解司法不足的压力，赋予检察官自由裁量权就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代，由于犯罪大量增加，法官、检察官人数有限，刑事裁判的运营和监狱的维持所需费用成了沉重的财政包袱。如何缩短刑事诉讼程序、减轻司法和财政压力，成为政府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为此，明治18年（1885年）的司法大臣训示明确提出了对轻微犯罪采取不立案或警告释放的方针，要求减少公诉的提起和裁判。明治政府采取了诸多措施，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赋予检察官可以采取不起诉、缓起诉等自由裁量权，尽量减少囚犯人数。到了明治后期，即使并不是非常轻微的犯罪，根据情节也可以暂缓起诉。大正11年（1923年），日本对刑事诉讼法进行全面修改，明确规定：“根据犯人的性格、年龄、境遇、犯罪的情节及犯罪后的状况，认为没有追究刑事责任之必要时，可以不提起公诉”（第279条），日本的起诉犹豫正式得到法律的承认。在德国，长期以来实行起诉法定主义，检察机关对所有刑事案件，都必须提起公诉。但这一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一方面，德国在二战后犯罪现象明显呈上升趋势。犯罪嫌疑人已由六十年代的100万上升至九十年代的700万。另一方面，犯罪日趋复杂化，环境犯罪、经济犯罪、跨国犯罪等新的犯罪形式的出现，使调查取证出现很大困难。虽然犯罪形势发生变化，但司法人员的数量在过去三十年中却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犯罪形势的严峻与司法资源不足的矛盾日趋突出。为缓解司法资源不足的压力，德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接受了起诉便宜原则即机会原则。实行起诉便宜主义，意味着并非一切犯罪都必须提起公诉，而是要根据具体案情权衡有无追诉的必要，法律授予检察机关在确定是否对犯罪进行追诉时一定的裁量权。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德国检察官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其中一项重要的权力就是可以对轻罪实行暂缓起诉。
由于历史文化传统、法律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德国的“起诉保留”和日本的“起诉犹豫”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第一，德国的起诉保留主要适用于轻罪，对于重罪不予适用，而日本“起诉犹豫”并不受犯罪轻重的限制，而由检察官根据犯罪人性格、年龄、境遇和犯罪轻重、情节以及犯罪后的情况来确定；第二，德国规定了考验期，即要求被告人在规定期限内履行相应义务，包括作出一定的给付，弥补行为造成的损害；向某公益设施或者国库交付一笔款额；作出其他公益给付；或者承担一定数额的赡养义务。被告人如在规定的期限内履行这些要求时，对其行为不再作为轻罪追究。被告人如果不履行这些要求、责令，不退还已经履行部分，并且要作为轻罪追究。在日本，法律没有规定考验期，但存在起诉“犹豫”期。检察官如认为有追诉必要时，可以在追诉时效届满前随时撤销原决定，无条件地重新决定起诉。
应当说，暂缓起诉在实现案件繁简分流，降低司法机关的诉讼压力，提高诉讼效率，预防犯罪等方面确实发挥了较大的作用。由于德国长期实行起诉法定主义，因此对暂缓起诉控制较严，但仍有4％的刑事案件通过暂缓起诉程序处理。在日本，起诉犹豫与起诉到法院判处缓刑相比，在保障人权和控制犯罪方面更能发挥较好的作用。1980年被起诉犹豫的人员在3年内重新犯罪率为11.5%，而同期被判缓刑及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率分别为21.5%和57.2%。因此，起诉犹豫在实务中被广泛运用。近几年，起诉犹豫占全部不起诉的90%左右，占全部刑事案件的25—30%左右。目前，许多国家和地区如美国、比利时和我国台湾地区等都有暂缓起诉的规定。
当然，作为检察机关的一项自由裁量权，暂缓起诉若运用不当，也可能造成对人权的侵犯，进而损害司法公正。因此，各国都高度重视对暂缓起诉的监督制约。在德国有法官主导的强制起诉程序，日本有准起诉程度及检察官、法官、律师、大学教授等组成的“检察审查会”对检察官的决定予以审查，以防止检察机关滥用暂缓起诉这一权力。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立法机关在通过的1979年刑事诉讼法和1997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都没有关于暂缓起诉的规定。对任一刑事案件，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后，只能作出起诉或不起诉的决定，没有第三种选择。由于法律没有赋予检察机关暂缓起诉的权力，检察机关对拟不起诉的案件，仅仅根据犯罪嫌疑人的年龄、犯罪情节、危害程度、悔罪表现等作出不起诉决定，缺乏对犯罪嫌疑人深入充分的考察监督。因而不起诉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都不十分理想。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检察机关在对犯罪嫌疑人作出不起诉决定时，常常通过检察建议，请求有关单位对犯罪嫌疑人给予行政处分以对其行为进行惩戒。然而，这种做法有悖国家设立不起诉制度的初衷，并不利于对犯罪嫌疑人的教育挽救。笔者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没有考察监督的权力，对犯罪嫌疑人没有充分的了解，因而作出不起诉决定时显得有些草率。建立暂缓起诉制度，允许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考察监督，根据对犯罪嫌疑人考察监督的情况再作出起诉或不起诉的决定，这对于保证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的正确行使，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教育挽救，对于缓解司法不足的压力，实现诉讼经济都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许多地方的检察机关都在积极探索实践暂缓起诉制度。由于缺乏法律的规范，理论的指导及论证，各地的认识十分模糊，做法极不统一。如在暂缓起诉的适用对象上，有的检察机关将暂缓起诉的适用对象限于未成年中学生，有的检察机关将暂缓起诉的适用对象扩大到成年的大学生。对于暂缓起诉的滥用也没有具体的监督制约措施。这里不谈各地实行暂缓起诉取得的效果，首要的问题是，建立暂缓起诉制度的法律依据在哪里？
在法治社会，法律具有至上的权威和一体遵行的效力，任何人都不能违反和僭越法律。检察机关的一切权力都必须依法享有和行使；法律没有授予的，检察机关不得为之。这乃是法治的应有之义，也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今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孙谦副检察长在省级院研究室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告诫我们：“错误的、随意的、违法的改革，不仅不会推动我们的工作，反而会延缓改革。有的所谓改革，制造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多，今天的改革很可能被明天再改革。尤其现在国家在制定司法改革方案和修改相关法律，我们不能自行其是，而要依法办事。”他还强调指出：“我看了报纸刊登的一篇文章，报道我们西北地区某基层检察院对一起案件做了暂缓起诉。我认为，包括零口供、辩诉交易等，可以进行理论探讨，但法律未修改或未经试点授权，是不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法律监督机关尤其不能这样做！”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具有远见卓识的。目前，许多地区的检察机关无视法律，打着“改革”的幌子，在没有经过法律授权及充分论证的情况下，盲目上马。结果是你搞你的，我搞我的，既破坏了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又影响了我国检察体制改革的整体进程。因此，对于搞暂缓起诉、与被告人进行辩诉交易等，这于法无据，应当坚决予以制止。
诚然，法律具有相对稳定性，而社会变化无常，法律总是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因此，法律应当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而不是相反。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以社会为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检察机关可以突破法律的既有框架行使权力。借口“改革”、“试验”而突破法律是不理智的，它将破坏法制的稳定性、严肃性和统一性，使法律形同虚设，对整个法制建设带来灾难性后果。正确的作法应当是，树立在法律框架内改革的意识，对法律没有规定的暂缓起诉、辩诉交易等，确实需要实行的，应当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意，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试点、实施，待条件成熟时，及时制定法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施行。
（作者单位：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检察院）
安徽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
安徽省人大常委会
安徽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六十四号）
《安徽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已经2005年12月16日安徽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2月1日起施行。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5年12月16日
安徽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
（2005年12月16日安徽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优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第三条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在各级人民政府组织领导下，实行综合治理。
各级人民政府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具体负责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组织、协调、检查和监督。
政府有关部门、司法机关、人民团体、有关社会团体、学校、家庭、居民（社区）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共同参与，各负其责，做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为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资助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
第四条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应当适应未成年人身心特点，遵循教育、保护相结合，及时预防和个别矫治的原则。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并逐步增加投入。
居民（社区）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社会志愿者受政府委托从事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实际需要提供资助和支持。
对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政府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第六条 政府、学校、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职责，保障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使未成年人完成法律规定的义务教育学业。
政府应当为家庭经济困难的未成年学生减免有关费用，提供适当的学习资助。学校应当做好减免家庭经济困难的未成年学生有关费用的具体工作。
第七条 流动人口流入地的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在招生计划安排、费用收取、学籍管理、教育资源配置等方面创造条件，保障流动人口中的未成年人及时接受义务教育。流动人口流出地的人民政府应当配合流动人口流入地的人民政府做好有关教育管理工作。
流动人口的未成年子女仍留在原籍的，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对其接受义务教育作出安排。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帮助其接受义务教育。
鼓励社会力量举办接收流动人口中未成年人就学的中小学校、职业技术学校。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将其纳入当地中小学校、职业技术学校管理体系，向其提供教师资格认定、学籍管理、教学评估等公共服务。
第八条 省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将未成年学生法制教育纳入教育教学计划。学校每学期对学生进行的法制讲座不得少于6个课时。中小学校应当根据需要聘请校外法制副校长、法制辅导员。班主任、辅导员应当具备与其承担的教育管理职责相应的法律知识。
学校应当对未成年学生进行自我保护知识教育。
学校应当逐步配备具备资质条件的专职或者兼职心理教育教师，对未成年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将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知识纳入教师继续教育内容，将中小学校法制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效果纳入教学评估内容。
第九条 学校应当指导、帮助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学习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和法律常识，通过家长会、家访等形式与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相互通报未成年学生的学习和品行情况。
第十条 未成年学生品行有缺陷、学习有困难的，学校应当及时告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并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个别教育，不得歧视,不得擅自停止其上课,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其退学、转学；未成年学生需要进行生理或者心理治疗的，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及时为其治疗，学校应当提供休学等便利。
学校应当将中途辍学的未成年学生的情况告知其居住地的居民（社区）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
第十一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组织、指导本辖区内的居民（社区）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具有教育功能的单位在寒暑假期间开展有益于未成年学生身心健康的活动。
第十二条 鼓励创作、出版、发行、展出、演出、播放适合未成年人特点，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图书、报刊、影视节目、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文艺节目和其他精神文化产品。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合理规划和建设青少年宫、儿童活动中心、科技馆、图书馆等适合未成年人活动的公共文化体育场所；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和个人兴建适合未成年人活动的文化体育场所和设施。
新建、改建、扩建居民住宅区的开发建设单位应当配套建设适合未成年人活动的文化体育设施。已建成的文化体育设施，必须投入使用，不得擅自改变用途。
公共文化体育场所应当对未成年人免费或者优惠开放；在寒暑假期间，应当延长开放时间，开展适合未成年人的文化体育活动。
鼓励机关、学校等单位内部的文化体育设施向未成年人开放。
第三章 对未成年人的监护
第十四条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对被监护的未成年人依法履行以下义务：
（一）指导其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二）给予其正确的生理、心理知识指导；
（三）预防和制止其阅读、观看、收听不适合未成年人的图书、报刊、影视节目、网络信息、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等；
（四）预防和制止其进入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
（五）主动配合学校、居民（社区）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对其进行教育；
（六）预防和制止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五条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有监护能力但不履行监护责任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居民（社区）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对其批评教育，责令其履行监护责任。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虐待、遗弃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任何组织和个人均有权制止并向公安机关举报，接到举报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调查、处理。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对有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的被监护未成年人放任不管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训诫，责令其严加管教。
第十六条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侵害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受侵害的未成年人、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撤销其监护人资格。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均吸毒成瘾或者均在监狱服刑，以及其他情形不宜行使监护权或者无法行使监护权的，经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可以依法另行确定监护人。暂未确定监护人的未成年人由政府举办的社会福利机构收养。
第十七条 受民政部门委托或者受民政部门批准的家庭寄养服务机构委托的寄养未成年人的家庭，应当根据寄养协议，履行保障被寄养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义务。
寄养家庭所在的居民（社区）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寄养家庭不再符合寄养条件的，应当及时向当地民政部门报告。民政部门应当及时调查、处理。
第四章 对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预防
第十八条 居民（社区）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逐步建立本辖区内未成年人基本信息资料；确定居民（社区）委员会成员、村民委员会成员、社会志愿者或者其他热心未成年人教育的人员，对家庭教育失当或者有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指导和个别教育；为贫困、单亲或者失亲等家庭中的未成年人提供必要的帮助。
第十九条 民政部门应当依法对辖区内流浪乞讨的未成年人进行救助。救助机构应当将救助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开管理，对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心理指导和矫治。
对流浪乞讨或者离家出走的未成年人，民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应当负责交送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暂时无法查明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由民政部门设立的儿童福利机构抚养。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制作、出版、播放、展出、演出、出售、出租含有淫秽、暴力等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内容的图书、报刊、影视节目、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文艺节目、玩具和饰品等；
（二）利用通讯工具、互联网等载体制作、传播色情、暴力等有害信息；
（三）向未成年人提供毒品，引诱、教唆、欺骗、强迫或者容留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毒品，或者为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毒品提供便利条件；
（四）胁迫、诱骗未成年人乞讨、盗窃、卖淫或者从事色情表演；
（五）引诱、教唆、容留未成年人赌博或者为未成年人参与赌博提供便利条件；
（六）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一条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和学校应当教育未成年人不得吸烟、酗酒；发现未成年人吸烟、酗酒的，应当予以劝阻和制止。
经营烟、酒的场所应当设置禁止未成年人购买烟、酒的警示标志。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或者出售烟、酒。
任何人不得在中小学校的教室、阅览室、寝室、活动室和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其他场所吸烟。
第二十二条 宾馆服务业经营者接纳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住宿的，应当及时与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近亲属或者所在的学校联系。无法联系的，应当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
禁止洗浴场所留宿无监护人陪同的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
未经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任何人不得向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出租房屋。
确因学习需要，经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书面同意，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租房住宿的，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和学校应当履行监护职责，并不得让未成年人单独居住。房屋出租人发现租房的未成年人的人身、财产受到他人侵害，或者发现租房的未成年人有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的，应当制止,及时告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并向公安机关报告。
第二十三条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不得接纳未成年人。学校、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引导未成年人健康使用互联网资源，发现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接纳未成年人的，应当予以制止，并向文化行政部门、公安机关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举报。接到举报的部门应当立即到场调查处理，并应当为举报人保密。举报人要求反馈处理结果的，接到举报的部门应当将处理结果向举报人反馈。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接纳未成年人。营业性游艺娱乐场所中设置的电子游戏机，除国家法定节假日外，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
学校、图书馆、书店等场所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服务，其计算机终端应当安装和使用封堵色情、暴力等有害信息的过滤软件。
第五章 对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治
第二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将对有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的教育列入教育规划。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可以设立或者指定一所学校承担工读教育任务。
省人民政府、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保证工读教育所需经费和教育设施投入；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在招生、学籍管理、教职工的待遇和职称评定等方面实行特殊政策。公安机关应当协助做好工读教育管理工作，维护正常教学秩序，做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第二十五条 未成年人有严重不良行为的，由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或者所在学校申请，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批准，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指定的学校学习和接受矫治。
未成年人有不良行为，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缺乏管教能力、在学校无法继续学习的，经其监护人申请，可以送其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指定的学校学习和接受矫治。
第二十六条 对在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指定的学校接受教育矫治的未成年学生，原就读的学校应当保留其学籍，对学习期满要求转回的学生，不得拒绝接收。
第二十七条 未成年人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公安机关应当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严加管教；确有必要的,可以由政府依法收容教养。
第二十八条 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未成年人，公安机关应当建立教育矫治档案，对其遵纪守法、学习和劳动情况进行记录,以利教育、监督、考核：
（一）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批准保外就医和劳动教养所外执行的；
（二）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并确认有严重不良行为的。
对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的未成年人，其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应当组织当地司法所、公安派出所、未成年人所在的学校（单位）、居民（社区）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有关社会团体成员和社会志愿者，对其进行教育、心理指导和行为矫治，安排其参加有益的文化体育活动和从事力所能及的社会公益劳动。
第二十九条 被依法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免予刑事处罚和刑罚执行完毕、解除收容教养或者劳动教养的未成年人，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与其他未成年人享有同等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
第三十条 对正在监管场所服刑或者接受劳动教养、收容教养的未成年人，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主动探视，配合执行机关对其进行教育、矫治。拒不探视、不配合的，其所在的单位、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居民（社区）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应当对其进行批评教育，要求其改正。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处罚或者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洗浴场所留宿无监护人陪同的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的，由公安机关按每接纳1名未成年人处以500元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房屋出租人未经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向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出租房屋的，由公安机关处以1000元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接纳未成年人的，由文化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可以按每接纳1名未成年人并处2000元罚款，但一次接纳多名未成年人的，罚款总额不超过15000元；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接纳未成年人或者营业性游艺娱乐场所在国家法定节假日外向未成年人提供电子游戏机服务的，由文化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责令停业整顿，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在2500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4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2500元的，并处25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学校、图书馆、书店等场所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服务的计算机终端未安装和使用封堵色情、暴力等有害信息的过滤软件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本条例规定的职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学校不履行本条例规定的职责，由教育行政部门对负有责任的学校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所称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的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自2006年2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