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市天然气管道安全管理暂行办法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
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鄂尔多斯市天然气管道安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旗区人民政府，康巴什新区管理委员会，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各大企事业单位：
《鄂尔多斯市天然气管道安全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2011年第8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鄂尔多斯市天然气管道安全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天然气管道的安全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下称《保护法》）、《内蒙古自治区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办法》（下称《办法》）和国家、自治区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鄂尔多斯市行政区域内天然气输送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的安全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中所称的天然气管道包括：天然气的输送管道及其附属设施。
第四条 保护天然气管道设施安全，是每个单位和公民的义务。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违反本办法的行为，应当及时向当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公安机关、管道运营企业等有关部门或单位举报。接到举报的部门或单位应当在职责范围内及时处理。管道运营企业可对在管道保护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第五条 天然气管道运营企业应绘制管道示意图，明确详细标识市行政区域内的管道走向、输气站和阀室位置、途经村镇、占压（穿越）企业、周边环境等，并依据途经地区村镇规模、人口密度、周边环境、地形地貌、气候特征等情况将天然气管道划定安全级别，送途经旗区及市经信、安监、公安、建设、规划等部门备案。
第六条 天然气管道安全级别应依据以下标准划定：
（一）常规区
1．天然气管道穿越的草场、耕地、林地、荒漠等人畜稀少区域；
2．天然气管道穿越的城镇边缘5公里外人畜稀少的区域。
（二）敏感区
1．天然气管道穿越的人员活动较少的区域；
2．天然气管道穿越的村庄；
3．危险区沿管线两端延伸符合安全距离的区域；
4．天然气管道穿越的周边城镇五年建设规划范围外、十年建设规划范围内的区域。
（三）危险区
1．天然气管道途经的城镇、居民区、厂矿、学校、车站、码头、集贸市场等人口密集地段和人员活动频繁地区；
2．天然气管道穿越的公路、铁路、河流、水利设施、桥梁等；
3．天然气管道穿越的矿区及采空区；
4．天然气管道穿越的自然保护区、水源保护区、生态功能区等区域；
5．加压站、加热站、计量站、储配站、输气站、处理场（站）、清管站、各类阀室（井）及放空设施、油库、装卸栈桥及装卸场等；
6．天然气管道穿越的未列入以上地区但在周边城镇相关设施五年建设规划范围内的区域。
（四）高危区
天然气管道附近施工作业区。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天然气管道及附属设施安全保护范围内进行下列施工，应当向管道运营企业和旗区、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并由专家按照有关规范制定出施工作业方案且与管道运营企业签定安全保护协议后，在管道运营企业人员现场指导作业下，施工单位方可开工建设：
（一）穿（跨）越管道的施工作业；
（二）在管道中心线两侧5米至50米和管道附属设施周边100米地域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铁路、公路、河渠，架设电力线路，埋设地下电缆、光缆，设置安全接地体、避雷接地体；
（三）在管道线路中心线两侧200米和管道附属设施周边500米地域范围内，进行爆破、地震法勘探或者工程挖掘、工程钻探、采矿。
第八条 天然气管道与其他建设工程相遇，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天然气管道建成前，天然气管道保护范围内已有的建筑物、构筑物，由当地人民政府组织，协调天然气管道运营企业和有关单位制定具体整改方案，限期整改，费用由管道运营企业承担。
（二）天然气管道建成后，在天然气管道保护范围内新建的建（构）筑物，由当地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拆除，费用由业主承担。
（三）新建、改建、扩建天然气管道，需要迁建整改其他设施或要求其它设施所有者采取相应技术措施的，天然气管道运营企业应与有关所有者协商，并按有关规定标准给予一次性的补偿；事先与天然气管道运营企业有协议的，按协议规定办理。
（四）后建、改建、扩建的建设工程需要天然气管道改线、搬迁或增加防护设施的，应征得天然气管道运营企业同意并承担所需费用。
第九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从事下列危及管道设施安全的活动：
（一）擅自开启、关闭管道阀门；
（二）移动、拆除、损坏管道设施以及为保护管道设施安全而设置的标志、标识；
(三)在管道中心线两侧5米范围内，取土、挖塘、修渠、修建养殖水场，排放腐蚀性物质，堆放大宗物资，采石、盖房、建温室、垒家畜棚圈，修筑其它建筑物、构筑物或者种植深根植物；
(四)在埋地管道设施上方巡查便道上行驶机动车辆或者在地面管道设施、架空管道设施上行走；
(五)危害管道设施安全的其他行为。
第二章 天然气管道安全监管主体的责任
第十条 各旗区人民政府是天然气管道安全监管主体，应当加强对辖区内天然气管道安全监管工作的领导，把天然气管道安全监管纳入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各旗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是天然气管道安全监管的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对天然气管道安全监管工作负责。
按照安全生产属地管理的原则，旗区人民政府应当履行《保护法》、《办法》规定的职责。
苏木乡镇人民政府是本行政区域内天然气管道安全监管的直接责任者，履行《保护法》、《办法》规定的职责。
嘎查村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天然气管道实施具体保护，协助企业做好本行政区域内天然气管道的安全巡查，发现问题和隐患应及时告知天然气管道运营企业，并上报苏木乡镇人民政府，对现场进行保护。
经信部门负责辖区内天然气管道的监督管理工作，并履行《保护法》、《办法》规定的职责。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辖区内天然气管道的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并履行《保护法》、《办法》规定的职责。
建设、水利、交通、国土等部门应当履行各自的职责。按照行业管理的原则，对各自主管的建设项目，在天然气管道附近施工、存在与管道穿越，要对建设（施工）单位进行书面安全告知，做好天然气管道的安全管理工作。
公安、城管等部门要协助天然气管道运营企业拆除占压、违章违法建筑物。
规划部门在建设项目规划修建建筑物、构筑物时与天然气管道中心线两侧或者天然气管道附属设施的距离应当符合国家技术规范的强制要求。
第三章 天然气管道输送企业的责任与安全保障
第十一条 天然气管道运营企业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天然气管道运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是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应全面负责安全生产工作，落实安全生产基础工作和基层安全生产责任制、隐患排查治理责任制。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体制和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意识和职工操作技术水平，严格规范操作流程，确保天然气管道输送安全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制度化、长效化。
天然气管道运营企业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负责人对安全生产工作负有重要的领导责任。其他负责人对分管业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有直接领导责任。
第十二条 天然气管道运营企业负责天然气管道的安全运行，主要职责是：
（一）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从单位主要负责人到部门负责人再到一线人员层层签订责任制，明确细化各自职责；
（二）天然气管道运营企业主要负责人必须每月组织一次安全隐患大排查，分管安全负责人每半月组织一次安全检查，安全管理部门每十天组织一次安全检查，并做好检查记录；
（三）建立巡查工作制度。对天然气管道进行巡查、维修保养。依据天然气管道等级合理布置巡查人员和频率。高危区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查，危险区每天进行一次巡查，敏感区每周进行一次巡查，常规区每月进行一次巡查。建立巡查奖惩制度，对按规定巡查、杜绝事故发生的人员给予奖励；对巡查不到位、未达到巡查次数的人员要予以处罚；
（四）天然气管道运营企业对检查、巡查发现的安全隐患，能整改的要立即整改，靠企业自身力量整改不了的，要及时上报当地人民政府和经信、公安、安监等部门协调解决；
（五）建立天然气管道安全生产告知机制。在天然气管道沿线附近施工和存在穿越、占压的企业，天然气管道运营企业要将天然气管道的走向位置和存在的危险因素、安全维护等注意事项对其进行书面告知，并签订安全管理责任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并将协议书面送苏木乡镇人民政府和旗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六）天然气管道运营企业要向管道附近施工企业施工现场派驻常驻安全监督人员，进行24小时现场监护；
（七）天然气管道运营企业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建立教育培训制度，针对不同岗位开展不同教育培训。强化一线巡线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并经考试合格后方可上岗。建立培训档案，实时记录企业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情况；
（八）依据本办法天然气管道危险等级划分标准，对不同的安全等级合理科学地布置警示标志。在高危区设置醒目的警示标志和警示带，警示带宽不小于10米，长覆盖施工段；危险区20-50米设一个标识桩；敏感区50-80米设一个标识桩；常规区100-200米设一个标识桩，全线合理设置天然气管道安全宣传警示标志、标语；
（九）对天然气管道沿线群众进行有关天然气管道安全保护的宣传教育；
（十）制定天然气管道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依照相关法规在安监部门备案，并每季度组织演练；
（十一）负责天然气管道事故的应急抢险和救援，组建应急救援专家组和专（兼）职的救援队伍，配备必须的应急救援装备，在天然气管道事故发生时组织专家抢险和救援，调集救援物资开展事故应急救援，视救援情况协调调集其他专业的救援力量进行支援；
（十二）在企业总部建立大型的应急救援物资储备中心，各输气站建立应急救援物资储备库，储备必要的堵漏、粘接、焊接、母材和备用管道等应急抢修救援装备器材，同时储备足够的备份应急救援物资；
（十三）高危区应在施工现场储备能够同时抢修两起以上事故的应急救援物资，应急救援队伍应当做好应急救援准备；
（十四）加大科技投入，沿管线安装GPS、远程摄像和主动防护报警系统等监控设备24小时监控天然气管道，提高安全监控和应急反应能力。
第四章 天然气管道穿越占压单位和沿线建设、施工
单位的责任与义务
第十三条 穿越占压天然气管道的单位承担以下责任与义务:
（一）依据天然气管道运营企业天然气管道走向的标识，合理布置、严密监控场区内危险设备和危险源。
（二）如在场区管段区域施工时，须事先通知天然气管道运营企业，并与天然气管道运营企业协商确定施工期间天然气管道的安全保护方案。
第十四条 高危区是天然气管道安全管理的重中之重。建设、施工单位要制定科学合理的建设和施工方案。建设、施工单位、天然气管道运营企业要每周召开一次安全分析会，集中解决施工中存在的问题。
第十五条 天然气管道穿越占压单位和建设、施工企业应配合管道运营企业做好管道的安全巡查工作，依据管道运营公司管道走向的标识，合理布置、严密监控施工区域内危险设备和危险源。接受天然气管道运营企业的安全告知，并与其签订穿越占压、施工区域内天然气管道的安全管理责任协议，同时依据协议规定的职责和义务做好天然气管道的监控，发现隐患及时报送天然气管道运营企业，并保护现场。
第五章 天然气管道输送安全监督管理
第十六条 要把天然气管道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的着力点放在基层，以旗区、苏木乡镇人民政府和嘎查村民委员会监管为重点，落实天然气管道安全监管责任，层层签订安全监管责任状，明确职责，责任到岗到人。
第十七条 各旗区、苏木乡镇人民政府和嘎查村民委员会要建立和完善天然气管道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制度，抓好天然气管道的隐患排查和整治，确保天然气管道安全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长效化。
旗区每季度对天然气管道进行一次隐患排查和整治，苏木乡镇每月对天然气管道进行一次隐患排查，嘎查村每半月对天然气管道进行一次隐患排查。
第十八条 市、旗区经委部门应强化天然气管道的管理，明确分管领导，落实监管责任。
第十九条 市、旗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要加强对天然气管道安全的监督管理，要组织有关部门和企业开展对天然气管道安全专项整治，对排查出的隐患要责成有关单位和企业立即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应挂牌督办。
市、旗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定期开展天然气管道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检查和督查，旗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要加强对天然气管道的日常监管，每月组织一次检查和督查，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每季度组织一次检查和督查。
第二十条 市、旗区公安、建设、规划、交通、水利、国土、城管等部门要按照《保护法》、《办法》和本办法履行好对天然气管道安全管理的相关职责，强化协调和配合，确保天然气管道的安全运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石油、煤制天然气、煤层气、甲醇等化工产品的管道输送的安全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鄂尔多斯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执行。
我国死刑政策程序化模式选择
谢财能
【内容摘要】死刑政策程序化是死刑政策转化为刑事程序，面临何种死刑政策可以程序化以及死刑政策如何程序化，才能兼实现死刑政策对犯罪的反应功能和刑事程序以正当程序保障人权的目的的问题。探讨死刑政策程序化的模式，回答死刑政策如何程序化，能够把死刑政策理性与否的价值判断转化为模式选择问题。我国死刑政策程序化应从偏重“解释——打击犯罪”模式，转向关注立法和法律解释本身外，以“立法——保障人权”模式先行，以“解释——保障人权”模式和“立法——保障人权”模式跟进。
【关键词】死刑政策；程序化；模式
【中图分类号】DF61
On the model for policy of death penalty absorbed into criminal procedure in China
XieCaineng
【Abstract】In order to respond to crimes and protect human rights, that policy of death penalty absorbed into criminal procedure is confronted with what kind of policy should be absorbed into criminal procedure and how to be absorbed. Discussing models mean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that policy how to be absorbed, which may change value judgment into model-choosing. In this way, China has to turn the model of “law explanation—control crimes” into the model of “legislation—protect human rights” and “law explanation—protect human rights” and pay attention to legislation and law explanation.
【Key words】Policy of death penalty; Criminal procedure; Model
一、问题的提出
死刑政策程序化，指死刑政策指导死刑程序的建构，死刑程序规则体现政策精神。死刑具有一般的威慑力，但是“死刑是否具有特有的强烈的威慑力”，以至于死刑适用成为必要却未得到有效、充分的论证。死刑的刑事政策意义在于，只要国民的一般法律信念，即对一定的穷凶极恶的犯人应当科处死刑的观念还存在，在刑事政策上便必须予以重视。实质上，这只是通过满足社会的报复情感，维持国民对法律的信赖，以维持社会秩序。[1]所以，死刑政策成为对犯罪反应的选择，出发点不同于其他的刑罚政策。但是死刑政策具有刑事政策的特征，即制定的灵活性、内容的抽象性、执行的灵活性和快速性等能够弥补法律规范的刚性和时滞性，程序化能够满足现代社会应对日益增多和复杂化的犯罪的快速反映的需要。
死刑政策程序化的必要性还体现在：第一，程序化满足死刑政策合法化需求。现代刑事程序的意义不仅具有保障实体法实施的功能，还在于自身具有内在的独立的价值。一方面，通过程序的稳定性限制国家权力的恣意，赋予死刑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充分的程序性权利而富有意义地参与到对自己的裁判中来，以达到保障人权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合理、公开、公平的程序保证了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第三，程序化使死刑政策转化为程序性规则，是死刑政策合法化的一条途径——“规则是使权力合法化的一种有效方法。它们准确地确定官方权威的范围和界限，因而就提供了表面上看来清晰的检验责任的标准。”[2]
死刑政策程序化是国家适用死刑权力的扩张性、合法性需求与刑事程序内在独立价值之间对抗的结果，也是一种从对权力渊源的总括性证明到对权力运用的持续的正当性论证的基本转变。[2]当死刑政策以自由、秩序、正义为根本目标时，符合刑事程序独立的价值追求。这些理性的死刑政策程序化后。一方面死刑政策体现为实在的程序，公权力何时何地可以膨胀被明确地划定了界限；另一方面，在以自由、秩序、正义为目标的程序中适用以自由、秩序、正义为目标的死刑条款，显然具有双重的保障人权的作用。相反，当死刑政策以打击、控制犯罪为根本目标，这样的死刑政策程序化后，由于刑事程序体现的是死刑政策的价值，服务于打击犯罪的目标，而失去了其自身的价值。即刑事程序的价值和死刑政策的价值一致，但却均为了打击犯罪。“那些合法‘漂白’的恣意权力可以风平浪静地剥夺公民权益，以程序法治之名行方便打击犯罪之实”。[3]
然而，死刑政策本身不仅是种规范体系，更是价值体系，企图通过区分死刑政策的理性与非理性，以避免其程序化带来的不利益显得力不从心。因为，一方面，作为刑事政策，死刑政策并不总兼具有自由、秩序、正义的理性特征。从1803年费尔巴哈本人首创“刑事政策”概念的理解看：“刑事政策是国家据以与犯罪作斗争的惩罚措施的总和。”[4]刑事政策强调的惩罚犯罪、维护秩序的追求。而且，“尽管法律的秩序要素对权力统治的专横形式起着阻碍的作用，然而其本身并不足以保障社会秩序的正义。”[5]也就是说，死刑政策本身并不能提供预防国家权力对非犯罪人的压制的措施，更别提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保护。另一方面，国家决定死刑政策是否程序化，相当于让国家自己作为自身正统性的证明者，这只具有有限的可信性。[2]于是，在一定条件下，把价值问题转换为程序问题，即研究死刑政策如何程序化——死刑政策程序化的模式，成为打破僵局的明智之举。因为程序一方面可以限制程序参与者的裁量权，维持法的稳定性和自我实现性，另一方面却容许选择的自由，使法律系统具有更大的可塑性和适应能力。[6]
二、死刑政策程序化模式
一般地，死刑政策以两种途径转化为刑事程序：一是成为立法的灵魂，修改程序法或指导程序立法；二是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导向作用，指导程序法的解释。结合死刑政策程序化后可能出现的打击犯罪或保障人权的结果，死刑政策程序化可以有以下四种模式：立法——打击犯罪、解释——打击犯罪、解释——保障人权、立法——保障人权。
“立法——打击犯罪”模式是以打击犯罪为目标，在死刑政策的指导下制定刑事程序规则而建立为打击犯罪服务的刑事程序。这种死刑政策程序化的模式较多地存在于刑事程序的发展初期，程序被视为实体法的附庸，程序的目的在于保障实体法的实现。在法律工具主义的理论下，立法权由一个统一的组织机构掌握，司法只是机械地执行立法，完全迷信立法的权威。
“解释——打击犯罪”模式是以打击犯罪为目标，在死刑政策的指导下解释现有的刑事程序规则，使之更适合于打击犯罪的需要。在这种模式下，程序的应有功能依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法律的稳定性等价值得到尊重，人们为了追求法律体系内部的协调统一、立法的简洁，不再通过频繁的立法或法律的朝令夕改来维持法律对社会的控制。而是致力于发展法律解释学说——“因为法律的解释学说总是具有法政策功能：它限制或扩展法律适用过程中的解释的调整权力”[7]，通过有权进行法律解释的主体的解释行为来达到立法者想达到的目的。
“解释——保障人权”模式是以保障人权为目标，在死刑政策的指导下通过解释程序规则而修改现有的刑事程序或创立新的刑事程序。“刑事政策思想，由强调报应的威吓主义而来，经过合理主义，人道主义的改造后，现在正处于科学主义的阶段。”[1]但是，刑事政策的根本不仅在于以对犯罪人改造的特别预防为内容的科学主义，而且在于以科学主义、法治主义、人道主义、国际主义方法为研究方法的犯罪的一般预防。[1]如果说科学主义、国际主义强调的是刑事政策方法论，法治主义则强调了刑事政策的外部界限——在法的支配下对犯罪做出反应，那么人道主义则属于刑事政策的价值追求，刑事政策被要求在对犯罪的反应过程充满人性，事实上强调了刑事政策需要具备保障人权的功能。此外，程序性刑事法律旨在保证最佳的刑事司法，保证正确的司法。程序性法律的解释不再仅仅是逻辑的解释，在理智、情理，尤其是维护正义之最高利益要求的情况下，程序性法律可以扩张至其具体的狭义术语表达之外。[8]这显然使解释更具有灵活性，但是这种灵活性被严格限制在特定的价值追求上——保障人权。从这个角度讲，“解释——保障人权”模式恰恰反映了刑事政策这种方法论和价值目标的追求，同样适用于死刑政策。
“立法——保障人权”模式是以保障人权为目标，立法依据死刑政策制定刑事程序规则，设置刑事程序。这种模式在保障程序的合目的性的前提下，竭力克服上述法律解释可能产生两种不足：一是解释要求解释者不能背离或超出被解释文本的文义；二是被解释的法律的滞后性而导致解释结论的滞后。同时，为了保护法律的精髓及其基本的完整性，解释的灵活性与适应性必须有其范围的界限，依据不同的理念对程序性法律规范所作的解释是根本的变更，必须通过对它的修改而不能完全通过解释来完成。[5] “立法——保障人权”模式要求死刑政策对刑事程序的影响不能突破刑事程序固有的价值追求，打击犯罪只能严格遵循这样的刑事程序，且只能在这样的程序内追求打击犯罪的效率。
以上四种途径的根本区别在于模式运作的目标，从“打击犯罪”到“保障人权”体现了现代刑事司法观念的转变。至于采取立法或解释方式进行具体的程序的设置则依附于法制的发展。“立法——打击犯罪”模式是死刑政策程序化最易选择的模式，而非“解释——打击犯罪”模式。原因在于，一方面在于解释只能产生于立法发展到一定程度。毕竟，其一，解释的前提需要有被解释的法律，被解释的法律的出现恰恰是立法的任务；其二，解释的需要产生于人们希望法律统一的愿望，通过解释弥补现实社会生活对法律的需求，同时避免无休止的立法带来的法律膨胀，而且解释可以避免不断立法引起的法律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立法这种发明赋予了人类以一种威力无比的工具——它是人类为实现某种善行需要的工具，但是人类却还没有学会控制它，并确使它不产生大恶。”[9]换言之，立法不仅没有解释所需要遵循的规则，即受到被解释对象的约束；在法律发展相当长的时期内，人类缺乏而且也没有意识到对立法的制约。因此，其更容易成为国家表达意志的工具。而从“解释”再次回归“立法”在于人类控制立法的能力获得极大的发展。
三、我国现有死刑政策程序化的模式
理论上，我国的死刑政策为“保留死刑，少杀、慎杀”，但是从我国关于死刑的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却可以看出我国的死刑政策大致可以划分为若干阶段。其间，国家立法、司法机关通过立法、司法解释等各种法律法规以及通知、批复等形式对死刑程序进行了修改。
第一阶段是建国后至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和颁布，“保留死刑，少杀、慎杀，防止滥杀”，死刑主要适用于反革命、贪污等罪行。《刑事诉讼法》制定前，刑事程序规则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等机关以批复、通知、决议等立法或司法解释的形式确定。直到1979年，全国人大立法通过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死刑程序规则，如死刑复核制度。
第二阶段是1979年后至1996年，由轻刑化，不重用死刑，转变为崇尚死刑，扩大适用死刑，甚至迷信死刑的倾向。在程序方面的体现为：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将几类现行犯、毒品死刑案件的核准权下放到高级人民法院；某些属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应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第一审普通刑事案件，被以通知形式交由基层人民法院审判；①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某些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死刑案件不受送达期限的限制，并把上诉期限和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期限由十日改为三日。②
第三阶段是1997年至2005年，遏止死刑扩张的势头，“严格限制死刑”的政策重新得到重视。体现为：第一审人民法院已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提出上诉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人。③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原有的刑一、刑二庭的基础上，增设三个刑事法庭，准备承担对各省高院上报死刑判决的复核任务。同年12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工作的通知》，自2006年1月1日起，凡是对案件重要事实和证据问题提出上诉的死刑第二审案件，一律要开庭审理。并要求各高级法院在2006年下半年对所有死刑第二审案件实行开庭审理。
这么看来，我国的死刑政策程序化模式经历了从徘徊于“解释——打击犯罪”与“解释——保障人权”之间到偏重“解释——打击犯罪”到“解释——保障人权”三个阶段。从打击犯罪到保障人权的转变是我国现代刑事司法发展的必然。但是以“解释”为死刑政策程序化的手段具有以下原因。
其一，我国法律“解释”主体的多元化导致法律解释成为政策性工具。我国法律解释分为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理论上，立法解释的主体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实践中，还包括这些机关的工作部门和下属部门，如办公厅等。司法解释的主体更是呈“多元化”、“多级制”的趋势，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常见的多部委联合发文（其中包括非司法机关）以及地方高级人民法院等。[10]相比之下，我国的立法主体则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显然，从死刑政策作用于解释或立法的几率看，多元化的解释主体意味着给死刑政策影响刑事程序提供了更多的机会。通过法律解释，更有机会实现其政策目标。
其二，死刑政策程序化通过“解释”比通过“立法”见效更快。因为无论立法解释还是司法解释的程序，实质上是国家法律解释权力的行使，在程序严格程度上不如立法程序，毕竟立法涉及到国家立法权的这一重要权力的行使。我国的立法程序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全国人民制定、修改、补充、废止法的过程必须遵循的步骤和方法。这就要求立法过程是一个民主运作过程。民主要求作为民主政治体现和运行载体的代议机关，在立法过程中承认并尊重利益的千差万别，确保不同的利益得以平等且真实的表达，在可接受的妥协和平衡基点上形成与多数强权或者多数暴政迥然不同的多数意志。[11]而法律解释实质上是国家机关的行为，不仅难以避免国家机关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解释法律，而且并不要求如立法程序一样充分漫长的论证过程。这正符合我国一直以来刑事政策对犯罪做出快速、果断、灵活、高效的反应的要求。
其三，缺乏对解释的审查机制。立法与法律解释的区别不仅体现在制定过程的严密性和论证充分性，还在于立法具有违宪审查体制——最高代表机关审查制[12]，而法律解释缺少对是否违法的审查机制。也就出现了上述通过解释使死刑政策程序化却改变刑事诉讼法关于审理期限等的规定的现象。换言之，死刑政策通过法律解释程序化可以绕开法律对程序化结果是否合法的审查。这样，死刑政策以法律解释的方式进行，还具有更少的约束，死刑政策欲程序化也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法律解释”。
四、我国死刑政策程序化模式的选择
我国的死刑程序规范尚且不足以完全体现保障人权的功能，而这些程序性不足并不能通过解释达到。一方面解释需要有被解释对象的存在，另一方面，有些现行程序性规范的立法背景原以打击犯罪为基础，只能在保障人权的司法理念下进行新的立法。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的死刑程序规范存在大量的立法空白。死刑特有的严重性、不可逆性要求保障人权须对死刑案件采取至少比一般刑事案件更严格的程序。这也是以程序控制死刑的体现，比如美国控制死刑，除了利用实体法规定了死刑的适用条件外，还在于其独特的针对死刑案件，包括侦查、起诉、审判、证明、执行、救济的整个程序。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关于死刑的程序规则，除了第20条管辖，第34条指定辩护，第199条—202条死刑复核程序，第208条、第210条—213条死刑判决执行的规定外，死刑案件的程序规范完全同于一般刑事案件。而死刑程序应是立案到执行，甚至包括国家赔偿的一系列程序的总和。
第二，现有的死刑程序性规则过于简单和抽象，空白无法完全通过解释弥补。程序规则的简单要求规则内容的抽象，否则不足以从宏观上涵盖整个程序过程；而程序规则内容的高度抽象，反过来又影响了规则的数量。但事实上，程序规则的简单和抽象并不能形成完备的程序；而且也不能保证总是存在可以解释的对象，以从中解释出新的程序规则。一味依靠解释不仅容易使法律解释具有立法的嫌疑；而且过多的解释，司法完全依靠解释，导致程序法的虚置。比如刑事诉讼法死刑复核程序的规定只有四条，实践中的死刑复核程序似乎依靠1998年1月19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23号] 构建起来。此外，对于死刑复核程序是否开庭审理、律师介入、复核的标准、复核结果是否需要赋予救济手段等均未涉及。但这些未涉及的程序并不能从已有的程序性规则中解释出来。“法律程序规则实质上只是由逻辑和常识的原理被转化成为有约束力的规则的技术结论。”[13]意味着程序性规则不仅不能与“逻辑和常识的原理”一样抽象，应该尽可能包含对刑事程序以及违反程序的后果等方方面面详细而完备的规定，以保证程序性规则具有更强的操作可能性。
第三，某些现有的死刑程序性规则不具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最低标准。该公约第6条、第14条、第15条以及联合国第1984/50号决议《关于保证面临死刑者权利的保护的保障措施》中列举了从起诉、审判、证明、辩护、复审、赦免、执行、救济等的一系列程序标准，虽然有些标准同于一般刑事案件，但是如证明、救济等完全不同于一般刑事案件。随着我国加入公约，至少应该在这些标准上完善现行刑事诉讼法已经规定的有关死刑的程序规则。
所以，我国现阶段的死刑政策程序化应以“立法——保障人权”模式先行，以“解释——保障人权”模式和“立法——保障人权”模式跟进。
五、余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