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由此,“为他人谋取利益”，就成了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构成受贿罪的必备条件。
“为他人谋取利益”应不应成为一般受贿罪的必备条件？司法实践中如何把握好这一必备条件？在反腐败斗争中既不放纵狡猾的犯罪分子，也不混淆罪与非罪的界限，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一、 怎样看待“为他人谋取利益”
首先，在“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否是受贿罪的构成要件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 。
大多数学者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罪的客观要件之一。从理论界的学术论文、论著、教科书看，绝大多数作者认为“受贿罪的客观要件是指行为人利用职务的便利，收受或者索取他人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这三个方面是密切联系的，它们有机统一，组成了受贿罪的客观要件”。受贿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持以上观点的作者，又把想不想为他人谋利益作为国家工作人员一般受贿罪和诈骗罪的根本标志。这样，“为他人谋取利益”又是一个主观要件。为他人谋取利益究竟是客观要件，还是主观要件？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我国现行刑法中，对这一要件，是作主观要件还是客观要件规定的；二是从理论上讲，应当归入何种要件。
在我国现行刑法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确实是作为客观要件规定的。《补充规定》第四条第一款明确规定：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这里“为他人谋取利益”，显然是指行为，是客观要件，两高《解答》对此所作的解释是：“认定受贿罪的行为应当掌握……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实现，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根据这一解释，为他人谋利，不论是否实现，都是受贿罪的行为，是客观要件。这一解释是符合立法原意的，没越出法条范围，问题是在于把为他人谋利列为受贿罪的客观要件是否科学。
还有一种认为，受贿人是否为他人谋利益并非构成受贿罪的必备要件。只要公务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了他人的财物，不论其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均应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我赞成第二种观点。 因为无论把它作为客观要件或是主观要件，都与设立和追究受贿罪不相适应，都不利于打击当今国家工作人员中最为腐败的一种犯罪，因为（1）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与受贿罪的本质相矛盾。众所周知，受贿的实质是以权谋私，即凭借自己的职位、职权、地位产生的特定的制约关系或影响力，为自己谋取私利，仅这一点就足以充分反映出行为人对职务权力运用的廉洁性的破坏，从而损坏政府的威信。构成职务上的腐败行为，并不在于是否因受贿而为他人谋取了利益。为他人谋取利益与否，以及谋取什么利益，就若索贿一样，只能成为影响受贿危害程度的一个因素，不能改变受贿的本质。无论是1988的《规定》，还是1989年的司法解释及1997年的刑法中关于受贿罪的规定，对本质相同的行为却规定了不同的构成要件，模糊了它们本质的一致性，从立法技术上讲，是不太科学的。受贿罪最为本质的东西应是公务行为的廉洁性受到侵犯，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财物，即使不为他人谋利益，也是对公务行为廉洁性的侵害。实际上，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不但可以更深刻地反映受贿罪地社会危害性，而且也不影响人们对受贿罪的权力与利益交易的传统认识。但是，法律上是否必须把为他人谋取利益规定为犯罪的构成要件，则必须从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廉政建设出发，是否有利于对事实生活中层出不穷的受贿行为的打击，是否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2）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要件，严重影响对一些以权谋私者的刑事追究，不利于从严治吏的精神，不利于反腐败斗争的深入进行。司法实践表明，有些领导干部因其职权和地位的关系，大量收受在其领导、管辖、制约之下的单位或个人的财物，但是送者没有明确说明所送财物是要该干部为自己谋取利益，我们往往找不到证明受贿人存在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事实或意图的直接证据，无论收受数额多大，影响是如何恶劣，司法机关也无能为力，这无疑是反贿赂犯罪的一大漏洞，为一部分明显违反廉洁要求的以权谋私者留下逃避法律追究的漏洞。”(3)有人认为，不以“为他人谋利益”为构成要件，就无法区分受贿行为和接受馈赠。受贿与接受馈赠虽然都表现为财物的收受，但有本质的区别。关键在于该财物的收受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贿赂归根结底是建立在公务人员在职务权力的制约性基础之上的，是职务权力的衍生物，而且贿赂的轻重通常也是与职务权力的大小，可能为行贿人谋取利益的多少呈对应关系的。而亲友间的馈赠，则是建立在亲友关系基础之上的，是表达亲情友情的一种方式。而我国的法律却偏是要强调为“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要件，这正好为一些以权谋私者逃脱刑事追究创造了条件。（4）从国外及我国台湾、香港及澳门地区的立法看，“为他人谋取利益”都未列为受贿罪的一个必备要件，这也反映了世界反腐败的一个趋势。如日本刑法第137条规定：“公务员就其职务上的事项，收受、要求或约定贿赂的，处五年以下惩役，接受请托的，处七年以下惩役。将要成为公务员的人，就其就任后应当承担的职务，接受请托，收受、要求或约定贿赂的，成为公务员时，处五年以下惩役。”德国刑法典第331条规定：“公务员或从事特别公务的人员，对现在或将来职务上的行为索取、让他人允诺或收受他人利益的，处两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法官或仲裁人，对现在或将来职务上的行为索取，让他人允诺或收受他人利益的处六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我国台湾刑法典第121条规定：“公务员或仲裁人对于职务上的行为，要求、期约或收受贿赂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千元以下罚金。”另外，诸如韩国、泰国、朝鲜西班牙等国，对于受贿罪都没有规定必须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构成要件。我认为，将来对受贿罪作修改时，可以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对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和未谋取利益的，谋取正当利益的或不正当利益的不同情况可分别规定，分别对待，作为一种法定的情节来处理是比较适合的。
其次，关于“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内容，学术界也颇有争议。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这里的为他人谋取利益，既包括谋取合法的、正当的利益，又包括谋取非法的、不正当的利益。即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在理论和实践中，一般将为他人谋取正当利益而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情况称为“贪赃不枉法”，而把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情况称为“贪赃枉法”。无论是“贪赃枉法”还是“贪赃不枉法”，都是对公务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义务的违反，因而都可以构成受贿罪，只是在危害程度上有所差别而已。
二、 受贿犯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之类型
受贿犯罪中，国家工作人员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打着各种招牌，十分诡秘和隐蔽。“为他人谋取利益”往往心照不宣，私下进行，掩人耳目，种类繁多。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类型：
（一）时空分离型。贿前或贿后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和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有一个过程，往往在时间上空间上发生分离。有的先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或许诺，或默认为他人谋取利益；有的请托人为了谋取长远利益不惜向国家工作人员进行长期感情投资，建立和加深感情，有的在为其谋取利益后向国家工作人员送钱送物，表示感谢。
（二）当场兑现型。国家工作人员在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就为他人谋取了利益。见诸报端的某地招生办负责人将大中专录取通知书拿到家里，被录取学生家长交一定数量的现金才能发给录取通知书等。有的在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后紧接着就打电话为请托人办事等等，都属于此种类型。
（三）谋利承诺型。现实生活中。赤裸裸的权钱交易确实存在。在建筑市场，承包方给发包方的工程主管人员送去财物，不用再说明意图，对方就心领神会予以关照。在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向司法人员暗示，只要能关照，一定厚谢。此司法人员徇私枉法或在研究案件是发表有利于当事人的意见，事后得到酬谢。有的国家工作人员的亲属接受了某人的钱物，并向该国家工作人员说明了此事，该国家工作人员虽口头上批评亲属不该收此物，但并不退回或向组织说明，默认了请托人的请托。
（四）集体职务行为型。在有的情况下请托人所请托的国家工作人员是某部门的领导人之一，不负责具体事，请托人所请托的事必须通过会议研究决定。只要受贿人参加了会议，不管他是发言极力为请托人争取，还是不发言默认有利于请托人的决议，或者会议虽不利于请托人，但受贿人反对或没有支持不利于请托人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受贿人仍然为请托人谋取了利益，只不过请托人的利益只有在集体职务行为基本一致的情况下才能谋取。
（五）作为、不作为型。所谓作为，就是国家工作人员对请托人所要取得的利益（合法的和非法的）利用自己的职务积极地去争取。所谓不作为，就是国家工作人员为了行贿人的利益，按国家规定应履行职责去禁止，而有意放弃职守，睁只眼闭只眼不去禁止，即表现为不作为。不作为一般来说，是为行贿人谋取非法利益。如海关人员不进行海关检查；动、植物检疫人员不认真检疫；司法人员不追捕逃犯等等。
（六）已达目的、未达目的型。已达目的型，即请托人的利益已通过受贿人的职务行为而取得。在现实生活中，受贿人的目的不总是都能达到。在有的情况下，各种因素的制约或权力运作环节较多，或客观情况发生了变化等，请托人没有取得所希望得到的利益。如一项工程被实力更大或贿金更重的竞争对手取得；国家工作人员因受贿为请托人提供了便利，但终因请托人本人失误而未达到目的等。不管请托人的目的是否达到，只要受贿的国家工作人员暗示、默认利用职务为行为人谋取利益，或已在自己职权范围内为行贿人的利益而作为或不作为，都是为行贿人谋取利益。
三、 犯罪时“为他人谋取利益”之认定
实践中，在认定受贿罪时，受贿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要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也并不容易。有的案件就因此几经周折，长拖不决，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在处理受贿犯罪案件时，如何认定“为他人谋取利益”，我认为大概应从这些方面把握：
（一）、受贿人实施了为请托人谋利的行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并且实施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在斡旋受贿罪中，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向有关国家工作人员打过招呼，通融过等。不管结果如何，也就是不论请托人的目的是否达到，只要受贿的国家工作人员实施了有利于请托人的行为（作为、不作为），就应认定其为请托人谋取了利益。
（二）、请托人通过受贿人的职务或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获取了利益（包括非法利益）。已经确认请托人因给有关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而取得好处，则可查明这些好处取得的权力运作过程，即可得知该受贿的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在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三）、请托人有明确的意图表示。我国刑法关于受贿罪的规定，既不要求受贿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到利益，也不要求该国家工作人员一定要利用职务之便实施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只要该国家工作人员默许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就具备受贿罪主客观要件的犯罪构成。无论是自己当面陈述，还是托人转告，只要向受贿人说明了其意图，不管该国家工作人员有没有答应，甚至客套推辞，但只要非法收受了请托人的财物，就应该认定该国家工作人员默认利用其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利益。
（四）承诺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这种情况多发生在熟人或受熟人之托，答应办所请托之事，而在办事的过程中或事后非法收受了他人财物。承诺的方式有明示有暗示。只要没有拒绝请托，没有拒收请托人的财物，就应视为是对“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一种承诺。有的当着别人的面对请托严辞拒绝，对请托人的财物客套推辞，但私下却收受请托人的财物，也应视为是一种承诺。
（五）接受“感情投资”应视为对不确定请托事由的承诺。现实生活中国家工作人员傍大款者已不少见，此种现象也不时见之于报端。大款们的感情投资，不求近利，意在长期经营，把国家工作人员牢牢掌握在他们手中，成为他们的奴仆，为他们服务。这种投资的目的是要获得更大的利益，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和危险性。有的国家工作人员明知这是“感情投资”但经不起诱惑，仍接受这种投资，接受“感情投资”就许诺了在需要时为其谋利。这种许诺的事项内容虽不具体，不确定，但并不虚无，为其谋取利益是确信无疑的。因此，应视为这是一种不确定的承诺，予以认定处罚，以确保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维护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
参考书目：
1、《职务犯罪研究综述》刘佑生著 法律出版社
2、《刑法理论与司法问题研究》 游伟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3、《贪污贿赂罪的认定与处理》 刘光显、张泗汉著 人民法院出版社
4、《贿赂罪的理论与实践》 刘光显、周荣生著 人民法院出版社
5、《刑法实施中的难点重点问题研究》 龚明礼著 法律出版社
6、《中国新刑法释论与罪案》 周振想著 中国方正出版社
7、《新刑法全书》 赵秉志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8、《论贿赂犯罪的刑法完善》 王作富、韩耀元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长沙市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
湖南省长沙市人大常委会
长沙市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
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0年6月29日长沙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2000年7月29日湖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劳动力市场管理，维护劳动者、用人单位和职业介绍机构的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合理配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劳动者通过劳动力市场择业求职、用人单位招聘用人、职业介绍机构从事职业介绍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用人单位，是指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及需要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的国家机关、事业组织和社会团体。
第三条 劳动力市场运行应当遵循平等竞争、公开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建设劳动力市场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
第五条 劳动力市场实行分级管理的原则。
市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主管本市劳动力市场的管理工作；县（市）、区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管理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劳动力市场管理工作。
工商行政、公安、价格、民政等有关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配合做好劳动力市场的管理工作。
第二章 择业求职
第六条 年满十六周岁、具有本市城镇居民户口、有劳动能力需要就业的劳动者，应当持居民身份证到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进行登记。
第七条 按照国家规定实行劳动预备制度的劳动者，就业前应当接受必要的职业教育或者职业培训。
劳动者从事国家规定须持证上岗的职业，应当经培训并且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方可上岗。
第八条 劳动者求职应当如实向职业介绍机构或者用人单位介绍本人有关情况，出示居民身份证，提供求职岗位所需证件、证明材料。
流动人员来本市求职，应当出示户口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婚育证明。
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人员以及外国人来本市就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章 招聘用人
第九条 用人单位需要招聘用人时，应当向对其行使管辖权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报告空岗情况。
第十条 用人单位招聘用人，可以自行招聘也可以委托职业介绍机构招聘。委托职业介绍机构招聘的，必须以书面形式委托。
第十一条 用人单位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用人，应当公布招聘简章。
招聘简章应当如实注明用人单位的性质、地址、招聘数量和专业（工种）、录用条件、工作期限、劳动报酬和劳动保护等情况。
外地用人单位来本市招聘劳动者，应当持有其所在地县级以上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出具的证明。
第十二条 用人单位发布的招聘简章、招聘广告，其内容须经对其行使管辖权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查。
第十三条 用人单位招聘流动人员应当到对其行使管辖权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办理批准手续。办理批准手续不得收费。
第十四条 用人单位应当在求职者报名登记后十五日内确定是否录用；确定录用后应当在三十日内与之签订劳动合同，到对其行使管辖权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办理录用登记，并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社会保险手续。
对国家规定持职业资格证书就业的工种，用人单位应当在持有相应职业资格证书的求职者中录用。
第十五条 用人单位应当向被招聘的劳动者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必要的劳动保护用品，按时支付劳动报酬，提供福利待遇等，不得侵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劳动者转换工作单位的，应当依法与原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
第十六条 用人单位在招聘用人时，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
残疾人、少数民族人员、退出现役的军人的就业，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七条 用人单位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提供虚假用人信息；
（二）招聘劳动就业证件不全的求职者；
（三）向求职者收取报名费、资料费、押金、保证金、物资或者扣押个人有效证件；
（四）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四章 职业介绍
第十八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开办职业介绍机构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有明确的业务范围、组织章程和管理制度；
（二）有与业务相适应的固定场所、办公设施；
（三）有三万元以上的注册资金；
（四）有三名以上取得职业介绍资格证书的专职从业人员；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九条 市属以上单位申请开办职业介绍机构的，由市以上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批、核发职业介绍许可证。
县（市）、区属以下单位或者个人申请开办职业介绍机构的，由县（市）、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批、核发职业介绍许可证，并向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备案。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开办的职业介绍机构是非营利性的单位，由上一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核发职业介绍许可证。
第二十条 职业介绍机构应当持有价格主管部门核发的收费许可证，其中营利性的职业介绍机构还应当持有工商行政、税务管理部门核发的证照，方可从事职业介绍活动。
第二十一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职业介绍许可证实行年检制度。职业介绍机构未按规定进行年检或者年检不合格的，不得继续从事职业介绍活动。
职业介绍机构变更登记事项或者终止业务的，应当在十五日前到原发证机关办理变更或者注销手续。
第二十二条 职业介绍机构应当按核定的地点经营，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悬挂经批准开业的合格证照，公开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管理制度和监督电话。
第二十三条 职业介绍机构可以从事下列业务：
（一）为劳动者进行求职登记，介绍用人单位；
（二）向用人单位推荐求职者；
（三）职业指导、咨询服务；
（四）收集和发布劳动力供求信息；
（五）组织、指导劳动力供需双方洽谈，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批准承办劳务输出、输入；
（六）经批准举办劳动力交流集市；
（七）为职业培训机构提供职业培训信息；
（八）指导、督促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依法签订劳动合同。
第二十四条 职业介绍机构举办劳动力交流集市，应当向市或者县（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请，提交以下材料：
（一）职业介绍许可证；
（二）举办交流集市的组织方案和措施；
（三）与十个以上招聘用人单位签订的书面合同；
（四）交流集市场所的合法使用证明；
（五）招聘宣传资料。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在接到申请后，应当在十日内予以答复。
第二十五条 职业介绍机构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为劳动就业证件不全的求职者介绍职业，为招聘用人证件不全的用人单位推荐求职者；
（二）以暴力、胁迫、欺骗等方式进行职业介绍活动；
（三）超出业务范围开展职业介绍活动；
（四）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或者提高收费标准；
（五）伪造、买卖、出租、转让、涂改职业介绍许可证；
（六）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五章 促进就业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劳动力市场进行统筹规划，采取积极措施增加就业，鼓励用人单位招聘失业人员、下岗人员，支持失业人员、下岗人员组织起来就业或者自谋职业。
第二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就业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就业经费主要用于劳动力市场建设、职业培训、职业指导、职业介绍等；不得擅自扩大开支范围和提高开支标准，不得截留、挤占和挪用。
财政、审计等部门应当加强对就业经费使用的审计、监督。
第二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全面推行劳动预备制度，实行就业准入控制，鼓励社会力量开办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机构。
举办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技术等级培训、劳动就业职业技能培训的培训机构，由市或者县（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批。
职业培训机构不得超出批准范围开展职业培训。
第二十九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职业介绍机构的管理，做好劳动力供需预测工作，定期发布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公布本市调控的行业（工种）目录，引导劳动力合理流动。
第三十条 对持有下岗职工证的人员，职业介绍机构免费提供职业咨询、职业指导、职业介绍，职业培训机构免收一次职业培训费。
第三十一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违法用工、违法进行职业介绍及其他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用人单位提供虚假用人信息的，向求职者收取报名费、资料费、押金、保证金、物资或者扣押个人有效证件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其改正、退还所收财物和证件；情节严重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用人单位招聘劳动者不办理录用登记手续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按每招聘一人处以一百元以上三百元以下的罚款：
（一）招聘流动人员未到对其行使管辖权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办理批准手续的；
（二）招聘劳动就业证件不全的求职者的。
第三十四条 职业介绍机构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其中有（一）项行为的，按每介绍一人处以三百元的罚款；有（二）至（六）项行为之一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职业介绍许可证：
（一）为劳动就业证件不全的求职者介绍职业的，为招聘用人证件不全的用人单位推荐求职者的；
（二）以暴力、胁迫或者欺骗等方式进行职业介绍活动的；
（三）伪造、买卖、出租、转让、涂改职业介绍许可证的；
（四）超出职业介绍许可证规定的业务范围开展职业介绍活动的；
（五）未经市或者县（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批准举办劳动力交流集市的；
（六）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五条 未取得职业介绍许可证进行职业介绍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用人单位、职业介绍机构和职业培训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从事劳动力市场管理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贿受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人才市场管理，按照国家及本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所称流动人员系指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进入本市和本市内跨县（市）劳动就业的人员。
第四十条 本条例经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由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2000年7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