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业管理规定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
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业管理规定
1993年7月5日，民航局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维护民用航空运输市场秩序，保障公众、民用航空运输企业和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人的合法权益，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为民用航空运输企业代理客货运输销售业务的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业。
第三条 本规定下列用语的定义：
（一）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业（以下简称空运销售代理业），是指受民用航空运输企业委托，在约定的授权范围内，以委托人名义代为处理航空客货运输销售及其相关业务的营利性行业。
（二）民用航空运输企业，是指使用民用航空器经营运送旅客、行李、货物、邮件的企业。
（三）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人（以下简称销售代理人），是指从事空运销售代理业的企业。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运输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民航行政主管部门），是指中国民用航空总局。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运输地区行政管理机构（以下简称民航地区行政管理机构），是指中国民用航空地区管理局。
第四条 空运销售代理业按照代理业务范围，分为下列两类：
（一）一类空运销售代理业，经营国际航线或者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航线的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业务。
（二）二类空运销售代理业，经营国内航线除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航线外的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业务。
第五条 管理空运销售代理业，遵循下列原则：
（一）满足社会需求，方便公众，合理布局销售代理网点；
（二）保护正当竞争，促进提高服务质量。
第六条 销售代理人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接受民航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民航地区行政管理机构的监督管理。
第二章 设立条件
第七条 销售代理人应当依法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资格。
第八条 销售代理人的注册资本数额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经营一类空运销售代理业务的，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
（二）经营二类空运销售代理业务的，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人民币五十万元。
销售代理人每增设一个分支机构或者一个营业分点，应当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五十万元。
兼营空运销售代理业务的销售代理人，其专门用于销售代理业务的资本数额应当符合上列要求。
第九条 销售代理人应当具备下列营业条件：
（一）有固定的独立营业场所；
（二）有电信设备和其他必要的营业设施；
（三）有民用航空运输规章和与经营销售代理业务相适应的资料；
（四）有至少三名取得航空运输销售人员相应业务合格证书的从业人员。
第十条 外国法人或者外国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并具备本规定各项设立条件的，经民航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经营一类空运销售代理业务；经民航地区行政管理机构批准，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经营二类空运销售代理业的货运销售代理业务。
第三章 审批登记程序
第十一条 经营空运销售代理业务，应当按照下列程序申请：
（一）经营一类空运销售代理业务，应当向民航行政主管部门提交书面申请；
（二）经营二类空运销售代理业务，应当向营业机构所在地的民航地区行政管理机构提交书面申请。
第十二条 申请经营空运销售代理业务，应当提交下列文件、资料：
（一）申请书；
（二）企业章程；
（三）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简历及销售业务人员名册；
（四）营业设施和电信设备情况；
（五）验资证明；
（六）经济担保证明；
（七）航空运输销售人员相应业务合格证书的影印件；
（八）民用航空运输企业出具的委托代理意向书；
（九）其他需要提交的文件、资料。
申请经营一类空运销售代理业货运销售代理业务的，并应当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认可证书》影印件。
第十三条 民航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民航地区行政管理机构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应当依照本规定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
申请人符合从事空运销售代理业的条件的，民航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民航地区行政管理机构应当向申请人核发相应的空运销售代理业务经营批准证书。
空运销售代理业务经营批准证书的有效期限为三年。
第十四条 销售代理人赁民航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民航地区行政管理机构核发的空运销售代理业务经营批准证书，向营业机构所在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企业登记手续。
第十五条 经营空运销售代理业务的销售代理人，其年度代理销售量连续二年均超过本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最低标准二倍以上，并在该二年内未受本规定罚款、停业整顿处罚的，可以申请设立分支机构或者营业分点。
第十六条 销售代理人设立分支机构或者营业分点经营空运销售代理业务的，应当按本规定另行申请其分支机构或者营业分点的空运销售代理业务经营批准证书。
销售代理人对其分支机构或者营业分点的营业行为，应当承担责任。
第十七条 民航行政主管部可以根据民用航空运输市场宏观供求情况，决定在规定期限内停止受理经营空运销售代理业务的申请。
民航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前款规定作出的决定，应当予以公告。
第四章 营运管理
第十八条 民用航空运输企业和销售代理人在委托代理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守民航行政主管部门的规章，防止业务差错和人为原因造成的运输等级事故，维护公众利益。
第十九条 销售代理人应当在获准的代理业务类别范围内经营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业务。
第二十条 销售代理人可以在获准的代理业务类别范围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有经营权的任何民用航空运输企业签订空运销售代理合同，从事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经营活动。
民用航空运输企业或者销售代理人在委托代理经营活动中，不得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
第二十一条 销售代理人与民用航空运输企业按照平等互利原则，协商确定空运销售代理手续费标准，但是民航行政主管部门和物价主管部门规定法定标准的除外。
销售代理人应当在其营业地点公布各项营业收费标准，并将此标准报核发空运销售代理业务经营批准证书的民航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民航地区行政管理机构备案。
第二十二条 销售代理人和民用航空运输企业应当严格履行双方签订的空运销售代理合同。
销售代理人应当将空运销售代理合同报核发空运销售代理业务经营批准证书的民航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民航地区行政管理机构备案。
第二十三条 销售代理人在经营一类空运销售代理业的客运销售代理业务时，应当使用空运销售代理业的专用发票。
第二十四条 销售代理人应当按年度将其经营情况报核发空运销售代理业务经营批准证书的民航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民航地区行政管理机构备案。
兼营空运销售代理业务的销售代理人，应当将经营空运销售代理业务的收支，独立设立帐号和设置帐薄。
第二十五条 销售代理人必须遵守国家关于航空运输价格和运输销售代理服务费用的规定。
第二十六条 销售代理人不得将航空运输票证转让他人代售或者在未登记注册的营业地点填开航空运输票证。
第二十七条 销售代理人在空运销售代理业务经营批准证书有效期满后继续从事该项代理业务的，应当在经营批准证书有效期满前一个月向核发空运销售代理业务经营批准证书的民航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民航地区行政管理机构书面申请换领空运销售代理业务经营批准证书。
销售代理人未按前款规定申请换领经营批准证书的，其空运销售代理资格自经营批准证书有效期届满时自动丧失。
第二十八条 销售代理人年平均代理销售量未达到下列最低标准的，不予换发空运销售代理业务经营批准证书：
（一）从事一类空运销售代理业者，代理客运销售量二千人次客票或者代理货运销售量一百吨；
（二）从事二类空运销售代理业者，代理客运销售量五千人次客票或者代理货运销售量二百吨。
销售代理人所在地区仅有该销售代理人，且该销售代理人服务质量优良、核发空运销售代理业务经营批准证书的民航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民航地区行政管理机构认为仍有设立必要的，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二十九条 民用航空运输企业不得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或者个人签订空运销售代理合同：
（一）该单位或者个人未取得空运销售代理业务经营批准证书的；
（二）该单位或者个人的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内未登记有空运销售代理业务的。
第三十条 销售代理人被撤销空运销售代理业务经营批准证书或者其经营批准证书失效的，民用航空运输企业应当立即终止履行与其签订的空运销售代理合同。
第五章 罚 则
第三十一条 销售代理人违反本规定的，由民航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民航地区行政管理机构给予下列处罚：
（一）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四条的，处以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未在限期内改正或者在半年内再次违反的，处以三天至十五天停业整顿。
（二）违反本规定第十九条、第二十三条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以人民币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未在限期内改正或者在半年内再次违反的，处以七天至三十天停业整顿。
（三）违反本规定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的，除责令其向受害者赔偿经济损失外，处以人民币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或者并处十五天至九十天停业整顿；情节严重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在二年内发生同一违法行为达三次的，撤销空运销售代理业务经营批准证书。
第三十二条 销售代理人被撤销空运销售代理业务经营批准证书的，由民航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民航地区行政管理机构建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或者变更其营业执照。
第三十三条 对无空运销售代理业务经营批准证书而非法经营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业务的，由民航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民航地区行政管理机构取缔其非法经营、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处以人民币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 民用航空运输企业违反本规定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的，由民航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民航地区行政管理机构责令其立即纠正，并处以人民币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当事人对民航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民航地区行政管理机构依据本规定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民航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根据本规定制定实施细则。
第三十八条 本规定由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九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网络服务提供者第三方责任理论与立法之再审视
－－以版权法与侵权法互动为视角
谢雪凯 西南政法大学
内容提要: 我国网络服务提供者第三方责任制度从构建到发展，深受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512的影响。《侵权责任法》第36条作为第三方责任的法源，表现出以技术中立思想构成ISP制度基础的优势所在，其一定程度上达到私权利益与产业利益的平衡；第36条的责任机理与传统意义的版权间接侵权制度相去甚远，并未超越大陆法系帮助侵权理论的藩篱。从规范的解释论出发，《侵权责任法》第36条的法规范属性是归责要件而非免责事由，在归责原则上应坚持过错责任原则，本条所适用的民事权利应具有信息属性。通知规则作为请求权的表达方式，不具有司法裁判的执行力，取下措施应包含所有能阻止侵权信息传播的技术手段。ISP第三方责任的主观过错上应坚持过失的归位，故知道应解释为明知与应知。
解释者对法律的理解可能比创立者对法律的理解更好，法律也可能比起草者更聪明—它甚至必须比它的起草者聪明。—G·拉德布鲁赫
引言
网络服务提供商（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简称ISP）[1]是指为用户指定的终端在线提供数字通讯连接、用户所选择材料的传输或传送，且对发送或接收的材料内容不作任何修改的法律主体。网络环境下，当网络用户的操作行为构成侵权时，ISP因未尽合理注意义务或怠于实施制止措施，客观上对用户侵权行为起到引诱、帮助等作用，此时ISP须承担第三方责任，这符合传统侵权法对私权保护的立法主旨。然而，ISP作为中介服务商是否应“无一例外地分担由用户侵权所导致的损害结果”，这在20世纪初的立法过程中存在较大争议：支持者是以被侵权人为代表的私权主体，其期望立法“扩大责任主体”，以获得充分救济；反对者则是以ISP为代表的网络中介服务商，其呼吁立法应以技术特质作为标准划分责任界限，避免额外地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进而影响网络产业的发展。1998年的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以下简称“DMCA”）通过较为科学的制度设计在平衡私权保护与产业发展之间作出了一定的尝试。
2010年7月1日实施的《侵权责任法》第36条针对网络侵权问题确立了统一性的归责基础：“ （1）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2）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3）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虽然从制度设计上该条属于对DMCA移植后的产物，难谓有所创新；然立法意义上却一改先前法源对网络侵权的繁杂规定，[2]突出《侵权责任法》的救济理念，可谓有所进步。当下，随着学界对《侵权责任法》的研究从立法论转向解释论，先后已有数位学者撰文探讨该条，[3]遗憾的是，在部分基本问题上仍然存在难以调和的认识偏差，这引起笔者的深入思考。事实上，《侵权责任法》出台之前，第36条的内容早已为知识产权学者所熟知。因为该条的内容与2006年颁布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以及2000年颁布的《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法释[2000]48号”）中若干条文大体一致，[4]但无论DMCA、《条例》或法释[2000]48号都只适用于版权侵权，而《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1款却将调整范围扩大到所有民事权益，这种设计是否合理？DMCA所创设的“避风港规则”为《条例》所继受，是否可以认为采取同样表述的《侵权责任法》第36条也承认该规则？《侵权责任法》立法时在ISP第三方责任的主观状态（明知或应知）上始终存在不一的看法，最终所采用的“知道”一词又该如何解释？这些问题的解释实际上与ISP第三方责任的立法思想及责任机理密不可分，但现有著述鲜有提及甚至将其忽视。“解释本身是一种媒介行为，解释者用其理解存疑条文之意旨。”[5]本文尝试以立法思想和责任机理为视角，在探究《侵权责任法》中ISP第三方责任理论的同时指明当前解释论上存在的误区。
一、立法思想：技术中立的产生、表象及渗透[6]
互联网时代，私权保护与产业发展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的关系中。ISP第三方责任的构建必须摆正权益平衡与政策配置的问题。通常而言，事先预防和事后救济是调整网络侵权的理想模式，此举有赖于ISP积极、大量地投入技术成本（如过滤措施、人工监管等），但此举一定程度上将制约新兴产业的发展，更有侵害言论自由之嫌。因而，在维护产业发展与强化私权保护之间确立何种立法思想，便是立法者所不能回避的问题，而DMCA作出了一种平衡的尝试。
20世纪90年代中期，克林顿政府为在全国范围内加强网络基础建设并意图使用通俗的表达重述知识产权法，以此恢复其“平衡”作用。美国商务部信息基建工作组（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TaskForce）在1995年9月出台的白皮书[7]中曾探讨过ISP第三方责任：“ISP在性质上无异于电影发行者、图书销售商等商业组织，故其对网络信息负担主动审查义务乃应有之义。若因审查不严导致侵权发生或损害扩大，其承担侵权责任并无不妥。”[8]其理由在于：同样面对版权侵权，ISP相较于版权人处于优势地位（具备比一般人更为专业的知识与技能），更有能力制止侵权行为的发生。即便因侵权所支付的损害赔偿金，也属于ISP商业运作中本应纳入考虑的运营成本。然而，该观点受到ISP协会极力反对。他们指出：“数字信息时代背景下修订版权法的任务应以促进、保护互联网产业的壮大为己任。”[9]科以主动审查义务的出发点固然可以理解，但却忽视了ISP的技术特质。因为ISP在网络信息交互中主要担当技术支持者的角色，不区分技术内容而科以所有ISP都负担主动审查义务可能阻碍产业发展。再者，面对浩若烟海的信息量，要求ISP对每一处信息都进行监督审查既不现实又不合理：就技术操作而言，现有的过滤技术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审查目的，但此目的的实现以增加网站运营成本和降低信息传播速度为代价，显然与互联网快捷、便利的效率价值相违背；从产业发展角度而言，主动审查职责将额外加大ISP工作负担，使其无暇对产业升级和转型投人应有的关注，长远看并不利于互联网战略的推广；从法律层面来看，ISP审查职责存在界限不清等弊端，现实中可能侵害公众言论自由和信息获取自由，这与宪法所保护的言论自由与公众知情相背离。从道德角度出发，本属“盈利者”的ISP在主动审查职责的督促下又担当起“裁判者”的角色，因利益诱惑所引发道德风险的几率将大幅提升。最终，国会在游说者和经济政策的重压下作出让步，通过制定“在线版权侵权责任限制法（On-Line Copyright Infringement Liability Limitation Act,1998年收录于DMCA§512）”免除ISP的责任顾虑，以维护网络产业的效益与质量。
在此立法背景下，DMCA做了两项设计：第一，明确免除ISP主动审查义务—§512（m）规定：ISP对其传输或储存的信息不负有监督或者主动审查侵权事实的义务；第二，正视技术特质，设置避风港规则—§512（a）（b）（c）（d）分别为暂时性数字网络传输商、系统缓存服务商、依用户指令存放系统信息服务商、信息定位服务商四类ISP提供四种责任免除事由。上述条款便是技术中立思想的具体化。该思想虽未明确写人条文，但在立法上为责任认定确立“两步走”的规范路径：首先，网络本身应视为一条信息传输公路，正常情况下并无必要深究谁是驾驶员、开什么车。[10]换言之，一般情形下，ISP作为技术服务方无需特别关注所传输的信息内容，因而“免除主动审查义务”是实现技术中立思想迈出的第一步。其次，技术中立并不意味ISP在任何情况下都被排除在责任主体之外，当ISP的行为满足DM-CA§512规定的三种情形之一时，将不再受避风港规则保护：（1）实际知道网络信息构成侵权；（2）虽然不构成实际知道，但能从明显的事实或情况中推出侵权信息的存在；（3）发现侵权信息后，未及时移除该信息。可见，实现技术中立的第二步便是以“过错”为界限区分归责与免责。以（3）中“通知与取下规则”为例：无论ISP接到来自被侵权人通知还是“侵权人”的反通知，其只须通过技术手段完成被侵权人或“侵权人”的要求，不必实质审查是否存在侵权。倘若事后发现确有侵权事实，侵权人自然应承担责任，而ISP虽与侵权人先前缔结过网络服务合同，但并不承担违约责任；若事后证明被侵权人所指称的侵权信息并不存在，ISP也无须负担由移除措施所引发的损害赔偿责任。显然，ISP在通知与取下规则中仅处于技术中立地位，不扮演“裁判者”角色、不介入具体纷争。当然，如果ISP在接到通知后未及时履行屏蔽、删除等措施，其有可能成为侵权主体。综上所述，技术中立思想在ISP第三方责任认定中负担两项职责：其一，为免责和归责提供理论依据；其二，维持私权保护和产业发展的动态平衡。
反观我国，互联网产业运作模式源自美国，同时法释[2000]48号第4条、第8条，《条例》第14-17条、第20-23条，抑或《侵权责任法》第36条，都在不同程度上继受DMCA的立法模式，因而可以认为，技术中立已然成为我国ISP第三方责任立法之内在逻辑自不待言。
二、责任机理：从间接侵权制度的“借鉴到被借鉴”
版权立法初期，复制行为的实施以侵权人所拥有的技术设备为依托，一般人难以具备侵权能力。然而互联网的出现消除了上述技术隔阂，任何人只要进行简单的计算机操作都能轻而易举地实施侵权行为，比如上传未经授权的录音录像制品等。与此同时，网络环境下的侵权者匿名性、侵权行为无纸化等特点使得传统侵权救济难以发挥作用。最初，美国判例基于“网络侵权离不开ISP技术支持”的简单逻辑认定：只要ISP的服务客观上为侵权损害提供帮助，就推定其未尽合理注意义务（至少是过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11]该做法虽然弥补了传统救济手段的不足、扩大责任主体的范围，但在无形中阻碍了美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实务界反思后发现，在众多网络侵权案件中，ISP所提供的技术并未直接侵害版权人利益，甚至其某些行为单独评价并不构成侵权，依据传统侵权理论：行为人若事先知晓他人的直接侵权行为，仍以提供工具等方式帮助他人，该行为人应当与直接侵权人承担共同侵权责任。可见，帮助侵权的成立以主观过错为必要，显然，上述ISP的行为尚不足以构成帮助侵权。最终，美国法院在借鉴《侵权法第二次重述》§876“教唆、帮助侵权”[12]的基础上通过判例积累创设间接侵权规则。[13]所谓间接侵权，是指即使行为人并未直接实施受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若该行为与他人的直接侵权之间存在特定关系，基于公共政策原因可被认定为侵权行为，该规则在1998年DMCA中成文化。
间接侵权形态早期仅帮助侵权和替代侵权两类，前者指行为人明知一项行为构成侵权却仍诱导、促成或实质性帮助他人，后者指替代行为人有权利或能力去监督直接侵权行为却未尽应有之义务，版权法上替代侵权还必须满足“行为人必须从侵权行为中获得经济利益”。然而，当P2P技术[14]出现后，实务界又在帮助侵权中进一步分离出引诱侵权。在MGM Studios v. Grokster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被告以诱使版权侵权为目的而提供设备，并已通过清楚的表述或者采取其他确定的步骤促使侵权发生，ISP应当就第三人导致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而不用考虑产品本身的合法用途。[15]可见，间接侵权制度虽借鉴传统侵权理论，但其内涵却随着判例的推陈出新而逐渐丰富。
当前的版权理论通说认为，ISP第三方责任等同于间接侵权制度，但直到《条例》出台，该制度才得以在版权法领域成文化。与此相对，我国民事侵权理论并不认同间接侵权的独立地位，实务中长期以共同侵权理论处理ISP第三方责任。[16]《侵权责任法》颁布之初，有学者基于第36条与《条例》在条文表述上“借鉴与被借鉴”的关系认为第36条也建立了间接侵权制度。[17]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因为第36条的条文设计上均采“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ISP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承担连带责任”的结构。从ISP行为模式上看，立法者认为用户的不法行为可构成直接侵权行为，而ISP仅处于“辅助”地位。由于传统共同侵权理论将“帮助”界定为“通过提供工具、指示目标或者以言语激励等方式，从物质上或者精神上帮助所实施的加害行为”，显然ISP“未采取必要措施”属于消极不作为的帮助，即行为模式完全符合帮助行为的特征；在法律后果上，第36条与第9条（帮助侵权）均规定连带责任，两者形成前后呼应。由此可见，第36条内在逻辑仍然未超越传统大陆法系帮助侵权理论的藩篱，我国《侵权责任法》上的ISP第三方责任仅确立帮助侵权这一单一形态，而版权法上ISP第三方责任（间接侵权制度）则包含帮助侵权、引诱侵权与替代侵权三种形态，两者在侵权形态上相去甚远，因此不能贸然将两部法律中的第三方责任等同视之。
值得探讨的是，第36条这种形式上“借鉴”、实质上“悖离”的规定之理由何在？事实上，两大法系基于各自的立法传统对侵权行为形态已形成较为完善的划分：大陆法系中《法国民法典》将侵权行为分为自己责任与替代责任、[18]一般侵权责任（过错责任）与特殊侵权责任（无过错责任）；《德国民法典》采一般侵权与特殊侵权两分，前者以过错责任为核心，项下又分权利侵害行为（第823条第1款）、违反善良风俗的故意侵害（第826条）和违反保护法律的行为（第823条第2款）；后者虽名义上称为特殊侵权，但区别于法国民法典的是，九种特殊侵权大多也采过错原则，个别是无过错责任。[19]以英、美两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在立法上并未对侵权行为类型化，其分类散见于学者著述以及具有权威性的法律文件。以美国《侵权法第二次重述》为例，前三编依次为对人身、土地和动产的故意侵害、过失侵权以及严格责任，这种划分是基于对众多判例的归纳与总结。可见，“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之划分在两大法系中并不具有典型性。如上文提及，当今版权理论以“行为是否受专有权利控制”为标准划分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20]而间接侵权的法理基础不在版权法体系内，而是根植于传统侵权法中的帮助侵权、教唆侵权以及替代侵权。换言之，间接侵权的三种形态仅是以特殊标准对既有侵权形态的再分类。
我国《侵权责任法》的体系仍坚持大陆法系划分传统，将侵权行为分为一般侵权与特殊侵权。间接侵权中引诱侵权和替代侵权虽未被第36条所囊括，但在体系内有与之对应的规定：引诱侵权对应《侵权责任法》第9条教唆侵权；替代侵权对应《侵权责任法》第32条“监护责任”、第34条“用人单位、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的责任”及第35条“个人劳务关系中的责任”。由此可知，《侵权责任法》并未建立版权法意义上的间接侵权制度。
三、法规范属性、归责原则与适用范围
（一）免责事由抑或归责要件
《侵权责任法》出台后，学界围绕第36条的法律属性展开争论，部分学者认为，第36条既然源自DMCA§512（避风港规则），其性质亦应一脉相承，即为免责事由。[21]笔者认为，单纯的形式类比并不符实。第36条的法规范属性与DMCA§512存在本质差异，其应为归责要件，理由如下：其一，适用范围不同。避风港规则本属美国版权法上的制度，旨在对侵权责任的范围加以限制，对除版权以外的其他民事权利并不具有适用空间；《侵权责任法》第36条实质将权利范围一度扩大，将生命权、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与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知识产权等财产权悉数纳入，从而造成两类规范的适用范围相去甚远。其二，法律性质相异。依DMCA§512规定，避风港规则的适用前提是ISP的行为构成美国版权法§501关于版权侵权[22]的要件。换言之，美国版权法§501是判断“是否构成侵权”的归责要件，§512则是判断“能否免除责任”的免责事由；而《侵权责任法》第36条本质上是判断ISP“是否构成侵权”之归责要件—当ISP接到通知后或知道用户正在侵权而未及时采取措施时，便认定其构成侵权；反之，ISP的行为根本不构成侵权。可见，第36条并无免责事由之属性。其三，是否存在对行为性质的确认步骤。美国版权法众多判例表明，适用避风港规则仅须判断ISP是否符合法定条件，符合便可直接免责，法官无需再对ISP的行为性质加以认定。[23]而第36条作为归责要件，在适用前须依次判断ISP是否构成网络侵权，是否构成单独侵权或共同侵权，然后按行为性质来决定承担单独责任或连带责任。综上，《侵权责任法》第36条的法规范属性乃归责要件，并非ISP的“责任避风港”。
（二）严格归责与过错归责
第36条第1款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对于该款的理解，民法学界与知识产权学界存在不同看法：部分知识产权学者采无过错责任；[24]民法学界普遍认为该款只能做过错责任理解。[25]笔者认为，从下述两大视角出发，归责原则的争论只能得出唯一解释：从技术特质与产业政策角度考虑，互联网诞生的功效旨在推动信息传播与技术进步，承载知识经济蓬勃发展的重任，而无过错责任着力解决现代社会因工业灾害、交通事故、环境污染、高度危险作业等严重损害问题。网络侵权依其技术特质难以达到上述危险的严重程度，此为其一；其二，从规制手段而言，苛以ISP承担无过错责任既不现实，同时又会导致网络传输受阻、侵犯言论自由以及运营成本增加等弊端。其中，额外的成本支出极有可能转化成服务费用转嫁网络用户。可见，无过错责任带来的诸多害处既偏离立法主旨，更违背产业政策的客观要求。如果仅将网络看作是信息传输的“通道”，依靠现有的通知与取下规则和知道规则就能发挥侵权法预防和救济功能。
从论理解释角度出发，第36条第1款“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所表达的含义是：侵权人在主观意志下有意识实施侵害行为。该款立法本意在于约束网络用户及ISP的行为，但并未体现立法在该款中植入关于归责原则的具体信息。因此，依据《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的理解，只要法律没有特别规定，都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第36条亦不例外。其次，结合第36条第2款、第3款进行体系解释后能与上述结论相互佐证：此两款所示的连带责任范围恰好与ISP的过错程度相对应。换言之，第1款中的“过错因素”实际上在第2款、第3款中得以具体化—第2款规定： ISP“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既是过错的客观化，同时自此刻起所造成的实际损害将被纳入连带责任的赔偿范围；第3款规定：ISP如果知道网络用户的侵害行为却一直未采取必要措施，此连带责任的范围是从“ISP知道侵权行为之日”起算。此外，立法者将第36条放置在《侵权责任法》关于“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一章，显然是有意为之，说明立法者将网络侵权作为“网络环境中的一般侵权行为”对待，适用过错责任当然符合理论与实践的见解。
（三）保护“信息化”权利
就《侵权责任法》第36条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鲜有著述对“本条所保护的民事权益的范围或标准”进行探讨。在《侵权责任法》体系上，第36条第1款与第2条第2款所使用“民事权益”应作同等解释。然而，基于网络环境的特殊性，第2条第2款列举的18种民事权利中：人格权项下的生命权、健康权、婚姻自主权，物权中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具有成员权性质的股权，既非人身权又非财产权的继承权、监护权，这些权利根本无法成为网络侵权的对象，或者说不属于第36条的保护范围。并且，由于第2条第2款采开放式立法，[26]单纯将上述部分权利剔除在第36条保护范围之外仍然不能解答新型权利的适用问题。同时，从被剔除的权利中试图抽象出某种共同特征作为标准似乎也难以实现。但是，剔除后所剩下的几项权利：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却彰显一个共同特征—“信息”属性，即这些权利的内容都能通过数字化格式存储于网络中，本身有价值，并能在网络中被侵害。详言之，姓名本质是文字符号，名誉与荣誉本质为客观评价，肖像本质是自然人的外观形象，[27]此三者都能转化为信息，且极易在网络中被非法使用或侵害；隐私权的内容分为私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资料，[28]前者难以在网络中被加害，但后者则完全可能；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等知识产权，国内早有学者认为其本质上就是一种“信息”。[29]另一方面，在技术中立的视域中，网络本是信息传输的管道，这些权利之所以能在网络管道中自由流动，依靠的就是这种“信息”属性。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权利被他人侵害也变得可能。反之，被排除在第36条适用范围外的权利都带有明显的“固态”属性，或严格依附于自然人之肉体（生命权、健康权），或依附于有形物本身（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或必须采取物理手段实施加害（婚姻自主权、继承权、监护权和股权），因此，不可能落人第36条的保护范围。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能转化为某种对权利人有价值的信息，且能在网络中被侵害的民事权利或权益便能适用《侵权责任法》第36条。
四、通知与取下规则：详解与漏洞填补
《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2款模仿DMCA§512“通知条款”设置的“通知与取下规则”。依DMCA§512规定，“如果ISP以外的人未经版权人许可，将受版权法保护的材料上传至网上，ISP应在收到被侵权人的通知后，迅速移除或者屏蔽涉嫌侵权的材料，如此，ISP才能适用‘避风港’免责。”[30]与DMCA§512免责性质不同，第36条第2款是归责要件：权利人一旦发现涉嫌侵权的材料，有权向ISP发出取下通知，ISP采取删除、屏蔽和断开链接等措施，则不构成侵权；当ISP未及时采取措施，则可能构成单独侵权或共同侵权；若为共同侵权，则须对自“接到通知后”损失的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然而，本款的通知与取下规则相较于DMCA或《条例》而言过于“简陋”，在认识上易生纷争，需要对个别基本问题予以释明，同时由于规则体系内存在明显的法律漏洞，必须通过民法解释方法予以填补。
（一）基本概念的释明
1．通知的性质
DMCA出台之初，美国众多版权侵权案件中被侵权人时常将“通知”理解为版权侵权唯一的救济方式，并误认为通知本身具有“快速、有效消除侵权事实”的执行力。[31]事实上，通知只是请求权的表达方式，不具有裁判的执行力。即便ISP接到通知，其既可能采取必要措施达到免责，也可选择“视而不见”直到被起诉。若被侵权人发出的“通知”符合法定要件，将直接导致ISP丧失“避风港”的保护，但并不丧失其他抗辩理由，[32]比如合理使用、时效抗辩等。我国《侵权责任法》中的“通知”应作同样理解，即仅是被侵权人行使请求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停止侵害请求权的外在载体。
2.通知的形式和内容
由于条文所限，本款对通知的形式与内容并未作出明确规定。《条例》第14条规定“通知”应采书面形式。[33]笔者认为，书面形式虽然便于固定证据，但考虑到网络中侵权信息传播速度较快、损害范围较广，苛求被侵权人一概以书面形式发出通知显然有失公允。从立法本意来看，立法者若坚持书面形式，在第36条第2款中加上“书面”两字并非不可。尤其司法实践中，诸如电子邮件、录音电话等具有证据效力，故笔者认为，立法在此作了宽松规定，无论口头还是书面，只要足以证明被侵权人身份等基本情况都应属于有效通知。另一方面，由于通知既是权利的主张方式，也是被侵权人证明自己身份的载体，其内容应当具体、明确。从技术中立角度出发，ISP作为中介者必须在具备形式上充分的证据后才可履行移除义务。因此，通知应包含以下内容：（1）权利人的姓名（名称）、联系方式和地址；（2）要求采取必要措施的侵权内容的链接或足以准确定位侵权内容的网址；（3）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明材料，满足上述三项内容，[34]应当视为有效通知。
3．取下规则
ISP接到通知后应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即取下）。“及时”应解释为“立即、毫不迟延的”，实践中是否达到立法者所要求的“及时”很大程度上由法官依据ISP的行为及后果自由裁量，并无固定标准可循。“必要措施”除条文例举的删除、屏蔽和断开链接三种外，凡能阻止侵权信息传播的技术手段都属之。
4.制度功能
如上文所述，“通知”与“取下”承担归责要件的功能，ISP构成第三方责任的要件是：（1）网络用户已经实施侵权行为；（2）被侵权人发出通知；（3）ISP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由此可见，即使被侵权人的人格利益或财产利益已经遭受重大损失，但其未向ISP发出通知（在不满足第3款“知道”的前提下）,ISP仍然无须承担侵权责任。该制度体现了技术中立的思想，将ISP定位于技术服务提供方，而非私人裁判者。
（二）漏洞及填补
法律漏洞指关于某一法律问题，法律依其内在目的及规范计划，应有所规定，而未设规定；即该法律是不圆满且违反计划的。常见的漏洞类型有：（1）法律对该事项是无完全的规范；（2）对该事项，法律所作的规范互相矛盾；（3）法律虽然对与该事项类似的案型已作了规范，但对之却根本未作规范；（4）对该事项，法律作了不妥当的规范。[35]本款通知与取下规则应属第（3）种漏洞，就我国立法习惯而言，待时机成熟后，该漏洞将会以详尽的司法解释形式补充。因此，此又属立法者“有认识的法律漏洞”。在漏洞填补规则中类推适用是较为常用的方法，能否适用取决于两项条件：规范目的和法律理由相同。[36]在国内法律中，《条例》与本款关系密切。在规范目的上，由于两者均为网络中侵权认定规则，均规范民事侵权行为，仅在权利对象上有别，第36条调整人格权及无形财产权，《条例》调整信息网络传播权。在法律理由上，两类规范通过相同的立法技术及手段在言论自由和权利保护之间寻求平衡，既不科以ISP过重的法律义务又不疏于对受害人的保护，符合民法所确立的平等价值取向。因此，笔者认为，本款通知与取下规则能类推适用《条例》的规定。基于此，本款通知与取下规则应补充如下内容：
1．侵权人反通知与恢复措施
ISP依被侵权人的通知履行取下义务并不当然意味着“侵权人”的行为确已构成侵权，因为是否构成侵权需要符合构成要件。此时若“侵权人”有证据证明自己的行为并非侵权行为，应当赋予“侵权人”反通知的权利，[37]ISP在接到反通知后应当立即恢复先前被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的内容。反通知与恢复措施目的在为“侵权人”提供抗辩机会，合理保护其权益。依据《条例》第17条，从节约资源角度，倘若被侵权人对该恢复措施有异议，不得通知ISP再次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措施，此规定旨在防止纠纷双方不节制地进行通知与反通知。
2.被侵权人错误通知的法律后果
若经过通知与取下规则后发现被移除的材料或者“侵权人”的行为根本不构成侵权，那么先前的被侵权人发出的通知可能构成对“侵权人”的侵害，应由发出错误通知的被侵权人承担该通知行为导致的损害赔偿责任。由于ISP在此过程中仅作为技术提供方，故不构成帮助侵权。
综上所述，系统完整的通知与取下规则流程如下：被侵权人若发现并认为某项材料涉嫌侵权应先向ISP发出通知—ISP应及时采取取下措施并将结果转送侵权人—“侵权人”认为所涉材料并未构成侵权，应当向ISP发出反通知，要求恢复被移除的材料—ISP恢复被移除的材料后一并将反通知书转送被侵权人—若事后查明通知有错，被侵权人须向“侵权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或者如果侵权人确已构成侵权，则须向被侵权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五、知道规则：主观过错之检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