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和限度条件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公诉处：阮能文）
内容提要：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应该以“着手说”为主，而兼顾其他；限度条件中应坚持“必要说”，权益衡量原则，是衡量的重要依凭。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和造成重大损害呈现交叉关系，仅二者同时具备时才超过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
关键词：正当防卫 时间条件 限度条件
根据一般的刑法理论，正当防卫是指为了防卫自己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实施的反击行为。对于正当防卫作为刑法意义上的违法性阻却事由等在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均不存任何异议，但是在正当防卫成立要件该当性上的时间条件和限度条件，由于法律规定较为笼统，各方争论不休，仁智互见，迄今还没有较统一说法。笔者无意窥一斑而盖全豹，只希望在这问题上的简单思考能对司法实务有所助益。
一、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
我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依据刑法规定，正当防卫行为的实施必须在不法侵害正在进行之时，“正在进行”一般理解为不法侵害已经开始，但是尚未结束。
（一）何谓已经开始，同样存在众多不同见解，笔者择几种有代表性的学说分述如下：
“着手说”认为，应该以不法行为人实际着手的时间作为不法侵害已经开始的时间。如在故意伤害案件中，不法行为人手持菜刀对受害人开始实施砍杀的时间即可以认为是不法侵害已经开始；“临近说”认为，对于某些危险性较大尤其是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时的不法侵害，其已经开始的时间应该提前到预备行为转入着手的时间；“现场说”认为：不法侵害开始的时间应该是在不法行为人进入实际发生侵害的地点也就是进入现场的时间。
仔细分析上述各种学说，暂且不对它们作优位评判和价值取舍，都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由于观察问题的视角不一，且不够开阔，以致于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局限性。“着手说”在多数情况下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在司法实务中，可以发现有不少的不法行为的实施常常就是在那一刹那，依据“着手说”，对这些危险性特别严重且具有突发性的不法行为，如果要在已经着手时方可实施正当防卫，最大的问题就是可能使防卫不到位，不利于对被侵害法益的充分保护。而且，对于“着手”本身，在刑法学界的争论甚大，如何认定着手，本身即是一个问题。“临近说”观察的视角过于狭小，在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的问题上，仅仅具有殊别性，而不具备普适性，因此不能涵盖所有的情形。对于“现场说”，能对“着手说”的缺陷作某种程度上的补正，但是该学说最根本的缺陷在于，某些情况下是不容易确定的，任由防卫人主观臆断不法行为人已经进入现场，就实施所谓的正当防卫，很容易引起正当防卫的滥用，引起道德危险。
综合上述各种学说及司法实践中纷繁复杂的情况，笔者以为，认定不法行为开始应该坚持如下标准：在一般的情势下，以不法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不法侵害的时间作为开始的时间，在某些危险性大、程度强烈、具有突发性的暴力性不法侵害，为了能有效保护法益，即使不法行为人尚未着手，或者不法行为人尚未进入作案现场，只要根据当时之具体情势，即可认为不法侵害已经开始，可以实施正当防卫。常常进入现场是判断不法行为开始或者即将开始的一个重要标志。
如上所述，既然坚持以“着手说”作为判断不法行为已经开始的原则性标准，但是由于对“着手”的含义极其判断本身即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此对刑法意义上的“着手”问题澄清，以期能够更好把握。关于如何认定“着手”,在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界主要存在“客观说”、“主观说”、“折衷说”三种有代表的学说。
“客观说”为刑事古典法学派所主张，认为判断是否着手应该以客观事实为基础，而不能以行为人主观意思为标准，即该学说强调判断着手时的行为的客观性质，而排斥行为人的主观意思。“客观说”一味强调行为的客观性质，而置行为人的主观意思于不顾，是判断着手问题走向一个极端的表现，有其合理性，但是也存在不足。
“主观说”为近代刑法理论所主张，该观点站在犯罪人危险性格的发现这个立场，认为判断犯罪实行行为的着手应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入手，以证明行为人具有犯罪意思为根据。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离开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则着手实行就无法判断 [1]。由此可见，“主观说”是抛弃行为的客观性质而完全建立在行为人的主观意思的基础上判断着手的，很明显是对“客观说”的过于矫正，注定也走向了另以极端，也是带有局限性的。
“折衷说”也称为主观的客观说，其侧重于主观说。该学说主张对着手问题的判断不应该单纯用行为人的主观意思或者行为的客观性质为基础，应该坚持结合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从行为人的主观意思判断其行为侵害法益的危险性是否已经达到迫切的程度，并以此作为判断不法侵害已经开始的标准。即在坚持二者相统一的基础上，而对主观方面有所侧重。
笔者以为，“折衷说”集“客观说”和“主观说”之优点，克服了两者之不足，能兼顾行为人当时的主观意思和行为的客观性质，同时在具体的案件中，对着手的认定不是在主观意思和行为客观性质上均分，而是侧重于行为人的主观意思，不法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是其主观意思的外化，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行为的客观性质决定于行为人的主观意思，所以，侧重于行为人的主观意思来认定着手显然更加趋于合理，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认定标准。
（二）直接认定尚未结束显然有一定的难度和不利于操作，相反，确定结束和尚未结束的“临界点”相对更容易一些。把握好不法侵害已经结束的不同形态，也就能依据“临界点”确定尚未结束的形态。对于不法侵害已经结束，有三种情形：
首先是“侵害结束”，是指不法行为人对客体的侵害已经完成，达到了不法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在该过程中，受害人（特指有受害人的场合）没有进行正当防卫或者防卫失败，而且根据当时的情势，客观上没有再进行不法侵害的可能，不法行为人没有再对客体进行侵害的主观意思。
其次是“自动结束”，该种情形表现为不法行为人在实行不法侵害的过程中，出于惧怕、悔恨、良心上的发现或者其他因素出自内心地自动彻底中止不法行为人主观上认为原可以继续进行下去的对客体的侵害。此时的自动中止与认定直接故意犯罪时的中止形态谓为同一，仍然包含两种情形：自动中止不法侵害和在不法侵害已经完成的情形下，自动有效防止犯罪结果发生。此时，受侵害的客体已经完全脱离危险，没有也根本没有进行正当防卫的必要。
再次是“被迫结束”，该种情形是指不法行为人在实施对客体的不法侵害的过程中，由于实施了有效且及时的正当防卫，对不法行为人进行了有效制止，使其在当时的情形下不再具备继续侵害的能力，即使其“不能侵害”，或者是在实施不法侵害的过程中，由于出于不法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将不法侵害进行下去，而根据当时之情势，显然也没有继续实施侵害的可能性。
在不法侵害尚未结束的问题上，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是当不法侵害已经结束，不法行为人已经离开作案现场，但是确实存在可以挽回损失的情形下，能否实行正当防卫？或是不法侵害已经结束，但是实际的威胁并为完全消除或者是由于防卫人在当时的情形下过于惧怕、激愤的因素，对于侵害已经结束的事实一时难以分辨清楚，继续进行在防卫人当时主观上认为是正当防卫的防卫时，能否也认定为正当防卫，成为违法性阻却事由，而不追究防卫人的刑事责任？此类问题同样在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各方各持己见，争论颇大。
笔者以为，此类情形能否认定为正当防卫，成为刑法意义上的违法性阻却事由，与一国的刑事立法和刑事政策有关，当然刑事立法能对此类问题作明确的规定时最好的解决办法，也具有很大的可操作性，此类规范性规定从根本上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刑事价值判断和利益权衡。在刑事立法并不明确或者是在此类问题上出现所谓的“立法真空”时，则要根据一国的刑事政策进行认定，因为刑事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一国国民在此类问题上的普遍心理认知度，同时也体现了国民对此类问题的普遍情感。具体表现为一国的刑事立法或者刑事政策，对不法行为人和受害客体更侧重于保护前者或者是后者（事实上，就是在正当防卫中，在刑事立法时仍然会顾及对不法行为人的保护，在国外一些刑事立法中明文规定了不法行为人的逆防卫权），当侧重于保护前者时，即体现为轻打击的趋向时，刑事立法或者刑事政策就会把结束和尚未结束的“临界点”前移，当更侧重于后者时，就会相应地把该“临界点”后移。实质上涉及到一国刑事立法或者刑事政策的价值权衡问题。
在国外刑事立法中，对此问题也涉及不多，在日本刑法学界同样存在重大分歧，通说认为该种情形成立自救行为，而不能成立正当防卫。而相反的学说所持观点是：该种情形能够成立正当防卫，理由是要把犯罪既遂和不法行为实施终了相区别，不能将二者完全等同，尽管在多数情势下二者可以划等号。仔细分析这两种学说，可以发现，相反的学说在认定可以成立正当防卫的理由上，要实际认定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一方面要存在犯罪行为既遂后继续存在侵害法益的紧迫性，一方面又要在犯罪行为既遂后确立新的标准来认定侵害到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方可成立正当防卫，也就是说要在犯罪行为既遂时期外，另外确立新的标准来认定作为正当防卫要件的侵害正在进行的终了时期，而要确立这样的标准尽管在理论上有一定可能性，但是实际上是相当不容易，而且人为把问题复杂化，而通说的观点则把犯罪行为既遂的时期等于不法行为实施终了的时期，不仅在实践上认定比较方面，而且解释起来也比较容易，不失为一种可取的办法。但是鉴于我国刑法没有关于自救行为的规定，还是把这样的行为视为正当防卫比较合适[2]。虽然认定此类情形成立正当防卫也能很好地打击犯罪，也能很好保护受害法益，但是在罪行法定的既有框架下，既然不法侵害已经实施完毕，就不具备正当防卫中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的时间条件，再对不法行为人进行在防卫人看来是所谓的防卫，不能成立正当防卫。
二、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
1979年刑法规定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是: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而现行刑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由此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是：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否则就是防卫过当。比较而言，现行刑法明显降低了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更加注重防卫人利益的保护。尽管如此，在限度条件上的争论可以说是在有关正当防卫的所有争论中最激烈的。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对什么是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什么是造成重大损害，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和造成重大损害这二者的关系如何都存在重大分争。笔者就上述争论逐一分述如下。
关于如何确定和理解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有三种不同的学说。“基本必要说”认为，防卫行为同不法行为相比较，在手段、强度、后果、性质等方面要基本相适应，即不要求二者完全相适应，方可满足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否则构成防卫过当，承担刑事责任。“必需说”认为，防卫行为足以制止不法侵害为必要限度，只要是为制止不法侵害所必要，无论对不法行为人造成的损害轻重，均不认为是防卫过当。“需要说”认为，要认定防卫行为是否过当，应该以该行为是否有利于支持和鼓励公民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需要为原则，只要防卫人认为有此需要，无论其实施什么样的防卫行为，均可认为是适当的，都成立正当防卫。仔细分析上述争论，不难看出这些争论在某种程度上与1979年刑法在此问题上的规定有关，现行刑法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此问题做了明确的修改，就只能以此为准。依据现行刑法对此问题的规定，“基本适应说”是原有刑法规定的产物，显然已经不合时宜，而“需要说”显然走向了一个重打击、轻保护的极端，完全忽视不法行为人的利益，对防卫手段不加任何限制，极有可能导致防卫权的滥用，以致引起道德危险。“必需说”不仅与现行刑事立法相吻合，而且经过司法实践的长期检验也是完全正确的，该说对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进行了充分的价值考量，权衡各方利益，既有利于打击犯罪，也考虑到了对不法行为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笔者赞同以“必需说”来考究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问题。
虽然“必需说”不失是一种可取办法，但是“足以制止不法侵害为必要”本身的认定也同样还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笔者以为，应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把握何以是足以制止不法侵害之必要。
首先，要认定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当然不可或缺或者是本能地就会要对不法侵害的强度进行考量，因为二者是明显相对应，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不法侵害的强度与防卫强度之间是一种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尽管不会也不能要求二者在强度上完全相称。在防卫行为的强度等于或者是小于不法侵害的强度时，没有考究是否超过必要限度之必要，当然更是考究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余地。当防卫强度超过不法侵害的强度时，一般认为，在当时之情势下，只要是为防卫不法侵害所必需，就不能认为是超过必要限度，要将超过不法侵害的强度与超过必要限度相区别，况且，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的要求是要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当然在此仍然存在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判断认为是足以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是依据防卫人当时的主观想法，亦或是依据具有正常心理和身理条件的人在此情势下可能作出的主观认知进行判断，亦或是二者兼顾，即坚持主观和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为依据进行判断。笔者以为单纯依据行为人当时的主观想法为依凭，也就是只要行为人在当时的情势下自认为没有超过必要限度，就能认定是正当防卫，该种做法虽然不乏其合理性，但是最大的缺陷是容易导致所谓的道德危险。单纯以正常人在此情势下的主观判断为依凭，完全置行为人当时的主观想法于不顾，对防卫人而言，不能不说谓为苛刻。所以，在司法实践中，要兼顾两方面，坚持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既要考虑到行为人在当时之情势下的主观意思，也要考虑到当时的客观因素，才能正确判断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其次，由于我国刑法二十条第一款并没有规定正当防卫仅仅是不法行为正在进行，而没有如不少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规定正当防卫只能在不得已的情势下方可实施，即只有在不法行为在对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或者其他权益造成的危险程度具有紧迫性的条件下方可实施防卫。相比较而言，我国刑法对此问题的要求要低，条件并不如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在此问题上的规定严格，体现了我国刑法对防卫人利益的充分保护，更加有利于打击犯罪。但是由此也衍生出在正当防卫限度条件上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即在某些不法侵害实施的过程中，不法侵害显然已经着手，已经对客体构成了侵害的紧迫性，但是，其侵害的强度并没有表现出来，特别在某些犯罪行为中既包括手段行为，也包括结果行为之时，不法行为人仅仅开始实施手段行为，比如某甲欲盗窃某乙钱物，当甲正在撬锁准备入室之时，某乙发现，此时可以认定甲实施盗窃的行为已经着手，满足正当防卫的实践条件，无疑可以实行正当防卫，但是以什么标准为依凭来衡量防卫强度已经超过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就成为一个问题，依据现行刑法来解释，就成为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有学者建议，在此种情形下，应当以不法侵害的缓急程度为依据来确定防卫的强度[3],不少学者在正当防卫的限度上对不法侵害的缓急程度也给予了很大的重视。就是在不法侵害的强度已经表现出来的情形下，其缓急程度在衡量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仍然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笔者以为，特别是在不法侵害的强度尚未表现出来的情形下，在现行刑法规定下，用侵害的缓急程度作为考究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有效办法，应该得到学界和实务界的认可。
综上所述，可以得到以下相对具体的判定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标准，（1）为了避免较轻的不法侵害，不允许防卫行为造成更加严重的危害后果;(2)对于没有明显危急人身、财产等重大利益的不法侵害行为，不允许采取造成重伤等手段对不法行为人进行防卫；（3）能够用较缓和的手段进行有效的防卫之情况下，不允许用激烈手段进行防卫。
笔者以为，虽然对如何认定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进行了上述阐述和论证，但是，从实质上而言，对此问题的认定仍然是一个经验的问题，要在理论上作出一个具有很强操作性的具体标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但是在处理此类问题时，需要把握一个总的原则——法益权衡原则。法益权衡原则是指在坚持客观原则的前提下，在同种法益或者不同种法益之间进行权衡，当法益种类相同时，应该以其量的大小为标准；对于不同种法益，则应以保护这些法益的犯罪的法定刑的轻重为标准，但是，事实上，法定刑也不一定能够准确反映出法益孰大孰小，所以还得依据通行的社会观念，依据具体的事实来决定法益的优劣。法益权衡原则其实质关涉到法益之间的相当性，所谓相当性，是从法秩序的角度来考察防卫行为所保护的法益于防卫行为所攻击的法益之间有没有明显的不均衡，具体来说，防卫行为必须是按照国家社会伦理规范可以认为时适当的行为[4]。相当性也并不要求二者完全对等，只要相比较而言，没有显著失衡，就应该认为符合相当性的要求。
对于正当防卫之限度条件之一的“造成重大损害”而言，不能作绝对化和机械性理解，“造成重大损害”应该理解为造成了不法行为人死亡、重伤或者财产的重大损害。但是应该与是否超过必要限度相联系。
在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上，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与造成重大损害，不能简单认为是并列关系或者是递近关系，笔者以为在具体的案件中，完全存在这样四种可能：一是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但是没有造成重大损害；二是防卫行为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但是造成了重大损害；三是防卫行为没有超过必要限度，也没有造成重大损害；四是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且造成了重大损害。通过分析可以得知，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和造成重大损害呈现出一种交叉的关系，而且笔者还以为前三种情形能够成立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是防卫过当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所以第四种情形构成防卫过当，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所有的群体都因此而受惠，或者虽然只有以小部分群体受惠，但是其他群体的利益并不因此公共政策而受损，这即是经济学上的“帕累托最优”。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这样的时候极其少，在更多时候，公共政策出台的后果总是表现为利于某以群体而对其他的群体，以致最终导致利益格局的调整。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立法也一样，总是不会完全顾及到所有利益群体的不同要求，尽管要对不同群体的权益作权衡，这样就很有必要依据一定标准对不同的价值偏向排位，以确定优先满足谁的偏向问题。刑法在此的立法显然关涉防卫人和不法行为人等的利益保护问题，要作出一定的偏向排位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参考文献
[1]参见赵秉志主编《外国刑法原理》（大陆法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页。
[2]参见陈兴良著《刑法适用总论》（上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34页。
[3] 参见陈兴良著《刑法适用总论》（上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页。
[4] 参见赵秉志主编《外国刑法原理》（大陆法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页。
湖南省道路运输条例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
湖南省道路运输条例
（2009年9月27日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26号
《湖南省道路运输条例》于2009年9月27日经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1月1日起施行。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9年9月27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道路运输市场秩序，保障道路运输安全，保护道路运输有关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道路运输业的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道路运输经营、道路运输相关业务以及道路运输管理，应当遵守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道路运输经营，是指以营利为目的、利用机动车辆为社会公众提供客货运输服务的行为。
道路运输经营包括道路旅客运输经营（以下简称客运经营）和道路货物运输经营（以下简称货运经营）;道路运输相关业务包括道路运输站（场）经营、机动车维修经营、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以及道路运输其他服务经营。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道路运输管理应当依法、公开、公平、高效、便民。
第四条 道路运输应当遵循科学发展、统筹规划、节能环保、安全便捷的原则。
从事道路运输经营以及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的，应当守法经营、诚实守信、公平竞争。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积极发展农村道路运输，提高乡镇和行政村的通班车率，促进城乡客运一体化，满足农民的生活和生产需要。
从事农村道路旅客运输经营的，可以享受有关优惠政策，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章 道路运输经营
第六条 申请从事客货运输经营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的有关规定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准予道路运输经营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向申请人投入运输的车辆配发《道路运输证》。
客货运输车辆驾驶员应当具备法定的条件，取得相应的从业资格证。
客货运输车辆驾驶员应当随车携带《道路运输证》和相应的从业资格证。
第七条 客货运输经营者应当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车辆，不得擅自改变客货运输车辆的结构和特征，不得使用拼装或者报废的车辆从事客货运输经营。
客货运输经营者应当按照规定的行驶里程或者时间间隔对车辆进行维护，建立车辆技术档案；对车辆进行二级维护后应当到车籍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备案。
第八条 客货运输车辆应当按照国家规定每年进行一次技术性能检测，评定其技术等级，达不到技术等级要求的车辆，不得继续营运。
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机构应当按照国家和行业标准以及相关规定对客货运输车辆进行检测和技术等级评定，并对检测结果和技术等级评定结果承担法律责任。
第九条 汽车租赁经营者不得以提供驾驶服务等方式从事或者变相从事道路运输经营。
第十条 客货运输经营者应当依法承担抢险、救灾、交通战备等应急运输任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车辆实际使用单位应当对承担应急运输任务的经营者给予适当补偿。
第十一条 客运经营包括班线客运经营、包车客运经营、旅游客运经营。客运经营者应当在经营许可的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
第十二条 班线客运经营者应当按照许可的班车类别、日发班次、起讫站点、途经路线及停靠站点运行，不得站外揽客。
包车客运经营者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起始地、目的地和线路运行，不得沿途揽客。包车客运线路的一端应当在车籍所在地。
旅游客运按营运方式分为定线旅游客运和非定线旅游客运，定线旅游客运按照班线客运管理，非定线旅游客运按照包车客运管理。旅游客运线路的一端应当在旅游景区（点）。
第十三条 乡村道路需要开通客运线路的，由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提出，当地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组织公安、交通、安监等部门勘验，具备客运车辆通行条件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方可准予客运经营许可。
第十四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作出客运线路许可后，应当与道路客运经营者签订道路客运线路经营权合同。
同一客运班线有三个以上申请人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通过招标的形式作出许可决定。
第十五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在作出客运班线经营许可决定时，应当明确具体的经营期限。
客运班线经营期限届满，原取得的客运班线经营权自行终止；需要延续经营的，客运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重新提出申请。
客运班线经营期限的具体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十六条 客运经营者应当自取得全部经营许可证件后一百八十日内，按照承诺的要求投入车辆营运；无正当理由逾期不投入车辆营运或者营运后连续停运一百八十日以上的，视为自动终止经营，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注销该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客运经营者在许可的经营期限内，应当向公众连续提供运输服务，不得擅自停止、终止客运服务。
班线客运经营者停止或者终止班线经营的，应当经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批准，并于停止或者终止班线经营之日前七日在班线线路各站发布公告。
第十七条 客运经营者应当为旅客提供良好的乘车环境和优质服务，保持车辆清洁、卫生；在车辆指定位置喷涂经营者名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监督电话号码，悬挂标志牌，张贴票价表。
第十八条 客运经营者在运输途中因车辆故障等特殊情况无法继续承运，应当及时更换车辆或者交由他人承运，不得另行收取费用，由此导致服务标准降低的，应当向旅客退还票款的差额部分。
客运经营者不得超载，不得甩客、擅自加价、恶意压价、坑骗旅客，无正当理由不得拒载旅客。
第十九条 客货运经营者应当加强运行车辆的日常安全检查。未经安全检查或者安全检查不合格的车辆不得运行。
客运经营者及客运车辆驾驶员、乘务员应当防止旅客携带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腐蚀性等危险品与禁运品及其他禁止携带的物品乘车。
第二十条 货运经营者受理法定限运、凭证运输的货物，应当查验有关手续，手续不齐全的，不得承运。有关凭证应当随车携带。
第二十一条 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的，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许可条件，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遵守国家有关危险货物运输的安全管理规定。
第二十二条 运输危险货物不得混装普通货物，运输普通货物不得夹带危险品和禁运品。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应当按照规定悬挂明显的危险货物运输标志。
第三章 道路运输相关业务
第二十三条 从事道路运输站（场）、机动车维修和机动车驾驶培训经营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的规定取得相应经营许可。
第二十四条 道路运输站（场）属于交通基础设施，应当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道路运输站（场）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规定、行业标准和规程提供服务，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得改变站（场）的用途和服务功能。
客运站实行服务质量等级管理。客运站级别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根据交通行业标准核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许可不得设立站点为客运车辆提供停车候客、组织客源等经营活动。
第二十五条 道路运输站（场）经营者应当加强安全管理，健全危险品、车辆安全检查制度。未经安全检查或者安全检查不合格的车辆不得装载货物、安排班次、组织旅客上车，禁止超载的车辆出站。
二级以上客运站应当配备和使用行包安全检查设备。未配备行包安全检查设备的三级以下客运站应当设立行包安全检查岗，对进站旅客携带的行包实行检查，防止旅客携带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腐蚀性等危险品与禁运品及其他禁止携带的物品进站乘车。
第二十六条 客运站经营者与进站发车的客运经营者应当依法签订服务合同，双方按照合同的规定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客运站经营者应当禁止无证经营的车辆进站从事经营活动，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合法客运车辆进站经营。
第二十七条 客运站经营者应当公平、合理安排客运班次。客运经营者对班次安排有异议的，客运站经营者应当组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当地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调解处理。
第二十八条 客运站经营者应当按照客运车辆的核定载客人数和相关规定发售客票，并按规定向其许可机关报送有关客运信息，禁止强行搭售商业保险。
客运站经营者应当向客运经营者公布服务收费的依据、项目和标准。
农村客运线路停靠站点，应当设有标志，公布途经本站点班车的起讫地、中途停靠点和始末班时间。
第二十九条 货运站（场）经营者应当保证站（场）内停放的车辆以及装载货物的安全。因站（场）经营者管理责任造成车辆或者货物被盗、损坏、灭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条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应当公示经营许可证、主修车型和收费标准、质量保证期、服务承诺等，公开作业项目、主要技术标准和工时定额。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应当按照有关技术标准和工艺规范维修车辆，保证维修质量。从事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维修的，应当在专用车间进行维修作业，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做好安全防护工作。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应当对质量保证期内发生的维修质量问题无偿返修，返修项目的质量保证期从返修的竣工出厂之日起计算。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应当建立配件采购登记制度、维修质量管理制度和车辆维修档案制度。
第三十一条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承接机动车二级维护、总成修理、整车修理的，应当与托修方签订维修合同。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应当按照有关技术标准对二级维护、总成修理、整车修理的机动车进行维修质量竣工检验。不具备检验能力的，应当委托合法检验检测机构进行检验。检验合格的，由维修质量检验员签发机动车维修竣工出厂合格证。
禁止伪造、倒卖、转借机动车维修竣工出厂合格证。
第三十二条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不得擅自改装机动车、承修报废机动车、拼装机动车。
禁止使用报废机动车的发动机、方向机、变速器、前后桥、车架等总成及总成的零部件维修机动车。
第三十三条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经营者应当公示经营许可证、培训项目、培训课时和收费标准。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务院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教学大纲实施培训，建立学员教学日志、培训记录和档案，并向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报送学员培训记录。
第三十四条 机动车驾驶培训教练员应当经省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统一考试合格，持证上岗。
机动车驾驶培训教练员应当遵守驾驶培训作业规范和职业道德，保证培训质量，不得减少学时或者培训内容，不得向学员索取财物。
第三十五条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经营者应当使用符合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教学车辆，建立车辆技术档案，安装和使用培训计时管理系统。
教学车辆的维护、检测、技术管理和定期审验应当遵守有关客货运输车辆的规定。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经营者应当在核定的教学场地和相关部门指定的教练路线进行培训。
第三十六条 从事道路运输代理、货运配载信息服务、仓储理货、装卸搬运的，应当具备相应的经营条件，自取得营业执照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所在地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备案，接受其监督管理。
第三十七条 道路运输代理经营者不得将所代理的运输业务交给非法的客货运输经营者承运，不得承接应当办理而未办理准运手续的货物运输代理业务。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八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严格按照法定职责、权限和程序对道路运输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十九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加快道路运输市场诚信体系建设，建立道路运输及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经营者的质量信誉考核制度。
第四十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应当重点在道路运输及相关业务经营场所、客货集散地进行监督检查；在公路路口进行监督检查时，不得随意拦截正常行驶的道路运输车辆。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工作人员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有二名以上执法人员参加，统一着装，佩戴标志，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文明执法，不得乱设卡、乱收费、乱罚款和随意扣车。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用于监督检查的专用车辆，应当设置统一的标志和示警灯。
第四十一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客货运输车辆实行年度审验。未经年度审验或者审验不合格的运输车辆，不得继续营运。
第四十二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及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经营者取得经营许可后，不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规定的经营许可条件的，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依法注销相应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件。
第四十三条 客货运输经营者违反本条例规定，拒不接受处理、处罚的，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可以暂扣客运标志牌、营运驾驶员从业资格证、《道路运输证》，发给省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统一印制的暂扣凭证，并责令当事人七日内到指定的地点接受处理、处罚。
违法行为当事人无正当理由逾期未接受处理、处罚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处罚决定。违法行为当事人接受处理、处罚后，所扣证件应予交还。
第四十四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实施道路运输监督检查过程中，对没有《道路运输证》、客运标志牌又无法当场提供其他有效证明的车辆予以暂扣的，应当出具省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统一印制的暂扣凭证。
经查实属于无《道路运输证》、客运标志牌从事经营，或者经营者在车辆被暂扣之日起二十日内不提供有效证明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将处罚决定依法送达经营者。经营者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也不履行处罚决定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暂扣的客货运输车辆应当妥善保管，不得使用，不得收取或者变相收取保管费用。车辆在被暂扣期间因保管不善造成被盗、损坏、灭失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依法赔偿。
第四十五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建立举报制度，公开举报和投诉电话号码、通信地址、电子信箱等，接受社会监督。对举报和投诉应当依法受理，及时调查处理。对实名举报和投诉，应当及时答复。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许可设立站点为客运车辆提供停车候客、组织客源等经营活动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予以取缔；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由原许可机关吊销其经营许可：
（一）擅自减少学时或者培训内容的；
（二）聘用未取得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员证的人员从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工作的；
（三）不在核定的教学场地或者指定的教练路线进行培训的。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机动车维修经营者使用报废机动车的发动机、方向机、变速器、前后桥、车架等总成及总成的零部件维修机动车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没收其报废车辆和总成及总成的零部件，交有关部门处理；情节严重的，吊销相关经营许可证件。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客运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许可机关吊销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一）班线客运经营者不按照许可的线路、班次及停靠点运行的；
（二）包车客运经营者（非定线旅游客运经营者）不按照约定的起始地、目的地和线路运行的；
（三）班线客运经营者未经批准擅自停止或者终止班线经营的。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道路运输站（场）经营者允许超载车辆、未经安全检查或者安全检查不合格的车辆出站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一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及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经营者不再具备原许可时的安全条件继续经营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在规定期限内未改正且情节严重的，由原许可机关吊销其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件。
第五十二条 客运经营者对较大以上行车安全事故负同等以上责任的，由原许可机关吊销该事故车辆的客运线路经营许可和该车辆驾驶员的从业资格证，同时责令该经营者进行整改。
营运驾驶员因发生较大行车安全事故被依法吊销从业资格证的，自吊销之日起，三年内不得重新申请从业资格证；因发生重大以上行车安全事故被依法吊销从业资格证的，终生不得重新申请从业资格证。
第五十三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按照规定的条件、程序和期限实施行政许可的；
（二）参与或者变相参与道路运输经营以及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的；
（三）发现违法行为不及时查处的；
（四）违反规定拦截、检查正常行驶的道路运输车辆的；
（五）违法扣留运输车辆、《道路运输证》的；
（六）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七）其他违法行为。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四条 本条例所称道路货运站（场），是指以场地设施为依托，为社会提供有偿服务的具有仓储、保管、配载、信息服务、装卸、货运代理等功能的综合货运站（场）、零担货运站、集装箱中转站、物流中心等经营场所。
第五十五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依照本条例发放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道路运输证》、牌，可以收取工本费。工本费的具体收费标准由省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价格主管部门会同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核定。
第五十六条 出租汽车客运和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的管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五十七条 本条例自2010年1月1日起施行。1995年12月26日湖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湖南省道路运输条例》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