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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行政行为？司法侦察行为？到底是什么行为？
——浅谈公安机关的双重身份造成其行为的难以区分性
(何旺翔 南京大学法学院 210093)

笔者曾在报刊上读到这样一则新闻：一公司对当地公安机关冻结其买卖货款一事向当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可当地法院以公安机关所实施的行为非具体行政行为而为司法侦察行为为由拒绝受理。而该公司律师却坚称公安机关所实施行为应为具体行政行为，并准备就此案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那么公安机关所实施的行为到底是治安行政行为呢，还是司法侦察行为？
也许很多人还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公安机关不就是抓罪犯的吗，哪还有什么治安行政行为、司法侦察行为之分？”其实我在学法律之前也认为与公安机关扯上关系的，也必然和犯罪扯上关系，公安机关就是处理刑事案件的。其实不然，公安机关在我国具有着双重的身份，一方面它既是治安行政机关，另一方面它又是刑事案件侦察机关，行使相应的司法职能。公安机关行政权和司法侦察权集于一身的特性，也决定了它所实施的行为有治安行政行为和司法侦察行为之分。治安行政行为中为大家所熟知的是户籍管理，而司法侦察行为中的侦破案件的行为相信大家也并不陌生。至此也许有人会说：“公安机关的治安行政行为和司法侦察行为不是很好区分吗？”其实不然，公安机关的治安行政行为和司法侦察行为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系，这就导致了两种行为的难以区分性。
首先，公安机关的治安行政行为和司法侦察行为的行为主体都是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即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司法侦察行为，也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实施治安行政行为。这是由于其行为主体同为公安机关，因此很难从主体上去判定该行为的性质，去判定公安机关在实施该行为时的具体身份是人民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还是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
其次，公安机关的治安行政行为与司法侦察行为对当事人都会产生限制其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的影响。公安机关由于其身份的双重性和职能的特殊性，使其行为无论是治安行政行为，还是司法侦察行为都具有强制性。如治安行政行为中有行政拘留等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也有罚款等对财产权的影响，同样的，司法侦察行为中也有相应的对人身权和财产权的限制。由于其行为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影响和结果是相似的甚至是相同的，因此很难从其对当事人造成的影响上去区分两种行为。这又导致了两种行为的难以区分性。
再次，公安机关的治安行政行为和司法侦察行为其外在表现形式具有部分的交叉点。公安机关在行政管理中可实施冠名为拘留、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行为，同样在侦察过程中也可以实施同样名称的行为。再由于公安机关对其实施的行为具有很大范围的解释权限，因此外界或当事人很难从其行为的表现形式上去弄清公安机关相关行为的性质。即使当事人自己弄清了公安机关行为是治安行政行为或是司法侦察行为，但由于其行为本身的解释权主要掌握在公安机关的手中，因此在第三方（法院）进行仲裁时，其仲裁的天平也就不可避免的倾向于公安机关，可以说，公安机关在仲裁结果产生之前，自己已经为自己买好了保险。
最后，由于公安机关少数人员对侦察权的滥用，使得人们对公安机关行为性质的认识复杂化，把该是行政行为的当作侦察行为，把真正的侦察行为当作行政行为。如在诈骗案件的侦破过程中，公安机关冻结与犯罪嫌疑人有生意往来的非嫌疑对象的帐户，就是一种侦察权滥用的行为。其结果很可能是将公安机关卷入经济纠纷之中，导致由公安机关这一不具有调解经济纠纷职能的机关来调解经济纠纷，调解不成的最终结果也只会是：双方为损失赔偿而产生的该行为性质之争。
此时，也许又有人会问：“既然如此复杂，两种行为如此难以区分，为何不将两种行为都设定为法院管辖的范围？”其实辨明两种行为性质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辨明行为性质本身，更是为了决定以后是由人民法院行使司法审查监督权来解决问题，还是由人民检察院行使司法检查监督权来解决问题。从而使问题由正确的部门去解决，由正确的部门引用正确的相关法律来解决纠纷，从而维护法律的公正性和相关法律的有用性。众所周知，行政案件是由法院进行审理，由法院去裁定其行为的合法性。而对于公安机关的司法侦察行为，只能由人民检察院来裁定，人民法院是万万不能越俎代庖的。因为一方面对刑事案件进行侦察的公安机关与对刑事案件提起诉讼的检查机关两者是紧密相连的，它们所实施的行为是处理刑事案件过程中的不同环节。而人民检察院作为最后提起诉讼的机关，有权对公安机关在侦察过程中的不适当行为进行检查监督。另一方面，公安机关实施司法侦察行为时约束它的法律法规是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规定和司法解释，而非行政法规。因此如果用行政法规去处理该类问题，不仅会造成处理问题的不适当，更会造成刑事诉讼法等法规成了一纸空文，毫无用处。因此综上所述，区分两种行为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其实两种行为还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这就为区分两种行为创造了很好的基础。其一，两者性质不同。公安司法侦察行为是行使司法权的行为；公安行政行为是行使行政权的行为。其二，两者目的不同。公安司法侦察行为目的是为了查明犯罪事实，查获犯罪嫌疑人；公安行政行为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其三，两者法律依据不同。公安侦察行为依据的是刑法、刑诉法及相关内部规定和司法解释；而公安行政行为依据的主要是行政法律法规。其四，两者程序不同。公安司法侦察行为按造相应刑诉法规定办案；而公安行政行为则遵循行政法律法规的程序。我个人认为在这些区别之中，两种行为的目的不同性、法律依据的不同性及程序的不同性对于判定公安机关行为是司法侦察行为还是治安行政行为具有很大的现实功效。当事人及法院可通过公安机关在实施行为时的目的、主观心态，其具体运用何种法律以及在执行过程中遵循何种程序办事来综合判明该行为的具体性质。在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过程中，一些审判员及学者也早已对判明两种行为性质形成了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有：立案说、授权说、名义说、错误说以及犯罪说等。我个人比较欣赏犯罪说，即判明公安机关行为是侦察行为还是行政行为，关键看当事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如果不构成犯罪，即为行政行为，否则则为司法侦察行为。我认为该学说优点在于：公安机关在实际办案过程中不会因为具体行为性质之争，妨碍正常的办案工作。而在实际实施行政行为时也有效的防止了假借办案之名实施行政管理的行为，有效的制约了权利的滥用和乱用。但有些学者认为这一观点不科学，不现实，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化的观点。最近又有人提出了本质说的观点，即从侦察的本质属性角度去划分公安的行政行为和侦察行为，只要符合侦察本质属性的即为侦察行为，否则为行政行为。这种观点对于解决公安机关行为性质之争的确具有很大功效。但我认为其过程过于繁琐，实施起来也有一定的难度，而且正像前面所说的，对于行为性质的解释权很大一部分掌握在公安机关，实施起来很难做到真正的客观公正。
总之，对于公安机关实施的某些行为到底是治案行政行为，还是司法侦察行为的争论，可以说是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难题。尽管提出的解决办法很多，有些办法在有些案件中也确实有效，但我个人认为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想是否可以把公安机关的行政权一块从其中分离出来，单独由一机关来行使。一方面，可以解决上述问题；另一方面，我想也可以避免公安机关把一些刑事案件截留下来转为治安管理来处理的不合法现象的产生。当然，这一观点也许有一些盲目，有些不切实际，但也许由此可以引发更深层次的思考，从而真正探寻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引言

　　犯罪被害人是生命、人身侵害事件的最重要的当事人。然而，长期以来，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刑事司法制度层面，犯罪被害人的存在往往被忽略，刑事被害人权益难以保障，他们往往很难从犯罪人那里获得赔偿，他们遭受着经济与精神上的双重煎熬。如何救济刑事被害人的权利是刑事司法活动所面临的重要难题。

　　一、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的困境表现

　　1、诉权得不到保证

　　刑诉法解释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对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和本解释一百三十八条规定的，可以告知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既然是“可以”告知，也就是说“可以不告知”。即人民法院对于被害人所遭受物质损失的保护是持任意态度（公安、检察机关更是如此），这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民事诉讼的不告不理原则，也可以认为是被害人放弃请求赔偿的权利。但存在的问题是，在很多情况下，被害人并不知被告人是谁，是否归案，也还有很多并不知道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2、程序被附带

　　附带民事诉讼的庭审应当是在刑事部分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之后，合议庭方就民事部分进行审理。但在审判实践中至少说在庭审笔录反映出来却是，民事部分应有的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和最后陈述的程序被简化甚至被省略，成为名副其实的“附带”，笔录也只有寥寥几笔。另外，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举证、质证也不够规范，应该说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对于自己的赔偿请求都提供了一定的证据，他们也希望在庭审中充分地展示自己的证据，但这种展示受到法官对于庭审时间的限制，而只能是概括性的，显然也就无法要求充分地质证。特别是围绕异议的再举证、再质证更少，通常是由法官庭后裁断。

　　3、酌情赔偿适用的随意性较大

　　关于酌情赔偿的问题，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六条“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 的规定。至于根据什么“情况”则没有明确，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对此也没有涉及。“酌情判决”设立的初衷之一是“使附带民事诉讼的判决得到实际的执行”，实践中也存在“能执行多少，就判多少”的做法，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附带民事诉讼的执结率应该是比较高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空判”和得不到及时执行的仍然很多，许多适用了“酌情判决”却仍然没有得到及时执行的。

　　4、伤残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的差别待遇

　　实践中刑事案件被害人的精神伤害是客观存在的，构成伤残的被害人也大有人在，按理说，对刑事案件被害人给予精神损害赔偿是应当的。但是我国刑事法律明确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精神损害赔偿金不予支持，尤其是在新的刑事诉讼法颁布后，构成伤残的被害人的残疾赔偿金都不予支持。但《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中明确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换言之，相关司法解释从立法的层面彻底否定了被害人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可能性。这也是实务中刑事审判庭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一律不予支持的依据所在。这样的法律规定造成了明显不公正的法律后果，刑事案件被害人的精神伤害往往远大于民事案件被害人，而民事案件被害人反而可以获得赔偿，这破坏了我国法律之间的协调统一，其受到的质疑也越来越多。正是因为该司法解释的不合理性，其在审判实践中并未普遍适用，部分法院对被害人向民事审判庭提起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予以支持，也因此造成了前述严重司法冲突的尴尬局面。

　　5、赔偿难以到位

　　审判实践中对于当事人申请先予执行或财产保全的，一般都不予处理，这也导致虽然有些被告人有赔偿能力，但被害人不能及时获得赔偿，也无法通过公权力阻止被告人转移、隐匿财产的行为，最终仍旧很难获得赔偿。如江西省某青年男子刘某因醉酒驾驶将被害人罗某撞成重伤，伤残六级，案发后被告人逃逸被网上通缉。青罗某的家境十分贫寒，根本无力支付庞大的医疗费用，因此家属在公安机关立案阶段希望能够申请先予执行和财产保全，用以支付治疗罗某的费用，但是由于受到法律某些规定的限制，并没有得到司法机关的同意。等到某某被逮捕归案之后，法院判处他 3年的有期徒刑，并赔偿罗某医疗等相关费用将近10 万元。但是在刘某外逃期间，刘某的亲属早就将家中值钱的财产以各种形式变卖了，等到法院执行庭去执行的时候，刘某家中没有任何钱了。被害人的权益因此还是难以实现。实务中刑事被害人因无法获取赔偿而造成生活极度艰难的情形屡见不鲜，由此导致被害人及其家属对社会产生强烈的敌对心理或绝望情绪，当事人上访、闹访甚至扬言要报复被告人家属、报复社会的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二、完善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的价值探析

　　1、是平衡诉讼利益，全面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价值观的需要

　　公平正义是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社会的永恒主题，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价值取向。人类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公平正义观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法制上的公平正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由此深入发展下去就能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任务。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屏障。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指出：“物质财富的拥有，可以有先后之分；但司法正义的获取，不能有先后之别。”刑事受害人是社会弱势群体的一部分，犯罪行为使他们原有的生活脱离了轨道，因此我们要在制度上给予他们保护，尽量避免二次伤害的出现。

　　2、是保障人权，实现社会和谐的客观需要

　　人权是作为人所应享有的权利。刑事诉讼法在运作的过程中，应有效地保障被告人和被害人的各项合法权益，使正义的天平维持在平衡状态。和谐社会需要和谐气氛的培养。犯罪行为发生后，如何处理好国家、被告人、被害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和矛盾，是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司法实践中已经表明，只有国家较好的实现了及时追究犯罪行为，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权利得到了保障，才能实现案件的圆满解决。这其中的被害人的权益是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忽略的，造成受害人得不到应有的物资上的赔偿和精神上的抚慰。导致长期上访、闹访、缠访事件的发生，甚至出现以暴制暴的报复性事件的发生。

　　3、是刑事司法制度发展完善的需要

　　提高刑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保护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这是刑事诉讼法加强人权保障、增强内部科学性的需要。只有切实、充分地保障被害人在诉讼中所享有的权利，才能达到维护其实体性权利的目的。从程序性权利与实体性权利相适应的原理出发，我国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应当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不断地予以加强和完善。

　　三、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的完善路径

　　1、严格保障被害人知情权和参与诉讼权利

　　对于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承办法官应当及时通知被害人，并告知被害人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即告知被害人相应的权利和义务，确保被害人及时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被害人拥有出庭权，法院有将出庭时间及地点明确传达给被害人的义务；在法庭上设置被害人及其代理人席位，被害人及其代理人拥有与被告人及其代理人同等的诉讼权利；法院、检察院有相互配合的职责和义务，以保障被害人能及时参与诉讼并正确行使其诉讼权利。在庭审中应赋予被害人寻问证人权、质问被告人权、意见陈述权、情感表达权等。

　　2、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金制度

　　目前，由“执行难”引起的刑事被害人得不到真正的救助的案件有很多。有的被告人确实无可供支付赔偿的能力，且执行机关已经穷尽一切可能的措施而被害人仍不能获得赔偿。我们可以通过政府财政收入专项拨款、司法救助社会募捐等方式来筹集救助金，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金制度。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在建立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金的来源上，有了充足保障。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政府有义务和责任对社会中各种利益主体，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特殊利益给予足够的重视，以达到平衡社会利益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