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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和解制度对被害人获得精神和物质的补偿，加害人获得被害人谅解，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具有积极意义和重大价值。因此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

徒法不能自行，要使良法取得良效，须司法者在适用法律时，准确理解，着眼全局，精细操作，确保质量。本着这个原则，在修改后刑诉法施行后，正式实施刑事和解的程序规定时，应注意避免会削弱或消解司法权威的做法。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目前试行刑事和解方式结案的司法机关，有一较为普遍的做法，就是要求被害人表示谅解时，需按照司法者预定的从宽处理结论，表达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或对加害人处以免刑、缓刑的具体意见。如果被害人表示请司法者依法裁决或表示服从司法裁决，则被视为双方没有达成谅解，对案件的处理不能适用刑事和解程序。

从表面来看，这种做法并未妨碍被害人得到经济赔偿、维护人格尊严和加害人得到被害人谅解，而且司法者还避免了从宽处罚可能引起的被害人的不满，似乎皆大欢喜，很完美。但其实不然，从深层次分析，其中隐藏着消极因素，不是巩固而是削弱了司法权威，不是增强而是消解了法律意识，对此不可不察。

固然针对司法者如何处理案件，提出个人的希望和意见，是公民的自由权利，而且仅具有供司法者参考的意义。然而在目前的刑事和解案件中，被害人的具体从宽意见不是自然的表达，而是应司法者的要求提出的。司法者要求的动机或出发点，是为减小作出从宽决定的阻力，降低出现社会风险的可能性。所以这种做法，与公民主动行使自由权利不在一个层面。

上述做法的反常逻辑在于，被害人虽然谅解了加害人，但如果出于对司法权威的尊重和对司法者的信任，请司法者依法处理的话，这种友好、有益的态度却不会得到司法者的支持，反而会被拒绝。似乎司法者需要的不是被害人的信任，而是被害人的干预。其实，司法决定要以被害人提出具体意见为前提，被害人没有意见，司法者就设法让被害人提出后再作决定的做法，无论在法理、事理还是情理方面都缺乏支撑，与增强司法权威和公民法律意识，格格不入甚至是背道而驰。

这种做法会给人造成负面印象，误导公众对司法性质和司法规律的认知，例如，会认为司法者拒绝被害人的信任，是对独立行使职权的宪法原则不重视，司法者让被害人提出意见，又利用其意见达到从宽处理的目的，是对被害人的不尊重;没有被害人的意见，司法者就不能作出从宽处理，是司法缺乏自信;被害人的表态可以左右司法决定，是司法缺乏有力的权威，等等。这一切，最终都会对司法公信力和司法者形象造成不良影响，不利于弘扬法治精神。

问题的焦点在于，对被害人的谅解应该如何理解?对谅解附加必须提出具体从宽意见的条件，是不是正当?笔者认为，所谓谅解，就是不再因受到伤害而怀恨对方，对对方予以原谅或消除敌意。刑事和解案件中被害人的谅解，是为了自身利益，既不是为从宽处理的司法决定提供条件，更不是替司法决定设限定调。被害人对加害人可以原谅，可以同情，也可以帮助，还可以祝福，即使是不打不相识从此与加害人成为朋友等，都是当事者的自由。但是有权利不等于享有左右司法者处理案件的权力，司法者也不应以被害人所提要求作为处理依据。司法者判断案件是否达成和解，只能以事实为依据，不应以被害人提出具体从宽意见为要件。

依照国家宪法，适用法律以及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公正处理公诉案件，是国家独占的司法权力。对公诉案件，是由司法者在发现涉嫌犯罪的事实后，依据职权，独立代表国家启动刑事诉讼程序，进行刑事诉讼活动。对公诉案件的诉讼活动，自始就不取决于任何人包括被害人的态度，否则，就是司法者的失职。修改后刑诉法的规定，并没有使已进入公诉程序的刑事案件，因当事人达成和解变更为非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也不因此而中止。是否继续追究以及怎样追究加害人责任的决定，仍须出自司法者，司法者仍然应当不受干扰地独立作出决定。在司法活动中，滥用司法权乱作为固然不允许，弃用司法权不作为也不正当，都不利于树立司法权威。

依照法律运作，刑事和解与司法权威本该双赢，即当事人通过和解获得利益时，司法权威也会相应得到维护和增强。以弱化司法权威的代价，换取当事人的和解，不符合立法本意，也不符合司法规律。顾此失彼，只考虑取得被害人具体从宽处理的意见，可以减小从宽处理的阻力或社会风险，而不顾司法应当独立行使职权的原则，与当事人不能达成和解的后果，同样都有损社会和公众利益。所以要求被害人必须明确提出从宽处罚意见，否则就不认可达成的谅解，既没有依据，也没有道理，更没有益处。

处理刑事和解案件时合法合理的做法应该是，既要积极教育加害人真诚悔罪，尽力弥补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失，向被害人赔礼道歉。同时也要鼓励被害人以“和为贵”，尽量宽容地接受加害人的赔偿和真诚道歉。而作为司法者，应坚持独立行使职权，并以此原则引导被害人对加害人表达谅解意愿。有必要规范被害人的表述形式，如以“我接受加害人支付的赔偿及其作出的道歉，同意司法者对案件依法作出的决定”等言辞，表达谅解之意。

提出和分析被害人如何表达谅解的问题，不是钻牛角尖，不是狭隘地就语法咬文嚼字，其意义在于，以此增强法律意识，维护司法权威和法治建设水平。就如刑事诉讼法最初规定的对被追诉人员称谓，在各诉讼阶段一律为“被告人”，但后来修法时则改为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以“犯罪嫌疑人”称谓一样，其意义并不在提高法律的语言质量。司法用语不仅要做到文通字顺，还应该符合法、理、情的正当要求，有利于维护司法权威，增强公民法律意识，促进社会法治进步。

公众的法律意识和国家的司法权威，是法治的基石，都是通过一点一滴、一案一事、实实在在的具体事实而培养和树立起来的。对此，现实的司法活动以及司法者的行为，都发挥着教材与教师的作用，所以一切司法实践都必须有利于强化法律尊严和司法权威，促进法治建设。准确理解和适用修改后刑诉法，正确办理刑事和解案件，就是具体事实之一，对此需特别精心。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检察院检察官)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我国境内企业若干对外应付未付费用扣缴预提所得税问题的补充通知

国税函[1999]78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深圳市地方税务局：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我国境内企业应付费用扣缴外国企业预提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函[1998]757号）的规定，国内支付单位与外国企业签订借款、技术转让、财产租赁等合同或协议，按合同或协议规定支付的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等款项，凡已计入本期国内支付单位的成本、费用的，无论是否实际支付上述款项，均认同为已支付，并应按规定扣缴外国企业所得税。对此，部分地区询问，对某些按照合同规定到期应付而未付的款项（如筹办期发生的利息、在建工程所发生的利息等），企业不是一次性计入本期费用，而是计主某类资产原价后，按税法的规定分期摊入企业成本、费用；此外，有些企业对合同规定未到期或延期支付的费用，按照会计制度的规定，也计入本期成本、费用，这些情况应何时扣缴外国企业预提所得税。经研究，现明确如下：
　　一、国内支付单位与外国企业签订借款、技术转让、财产租赁等合同或协议，按合同或协议规定应付未付的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等款项，凡企业不是一次性计入本期费用，而是计入企业相应资产原价或筹办费后，按税法的规定分期摊入企业成本、费用的，若企业在该项资产投入使用前或筹办期结束后仍未支付的，应在该类资产投入使用或企业生产经营开始的次月扣缴外国企业预提所得税。
　　二、国内支付单位与外国企业签订借款、技术转让、财产租赁等合同或协议，对按合同规定未到期或延期支付的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等款项，企业按照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计提列入企业本期成本、费用在税扣除的，凡在报送企业所得税申报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也作为本期成本、费用的，均应按照国税函[1998]757号）的规定，代扣代缴外国企业预提所得税。

国家税务总局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