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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17 20:41:03  浏览:9021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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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84号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已经2012年6月1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19次主席办公会议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12年11月1日起施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

                                     2012年9月20日




附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doc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监督管理,规范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行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及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司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公司),是指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从事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的企业法人。
第三条 基金管理公司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自律规则,恪守诚信,审慎勤勉,忠实尽责,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第四条 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依照《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审慎监管原则,对基金管理公司及其业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第五条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依据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自律规则,对基金管理公司及其业务活动进行自律管理。

第二章 基金管理公司的设立

第六条 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股东符合《证券投资基金法》和本办法的规定;
  (二)有符合《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章程;
  (三)注册资本不低于1亿元人民币,且股东必须以货币资金实缴,境外股东应当以可自由兑换货币出资;
  (四)有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拟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从事研究、投资、估值、营销等业务的人员,拟任高级管理人员、业务人员不少于15人,并应当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五)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安全防范设施和与业务有关的其他设施;
(六)设置了分工合理、职责清晰的组织机构和工作岗位;
(七)有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监察稽核、风险控制等内部监控制度;
(八)经国务院批准的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七条 申请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出资或者持有股份占基金管理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以下简称持股比例)在5%以上的股东,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注册资本、净资产不低于1亿元人民币,资产质量良好;
(二)持续经营3个以上完整的会计年度,公司治理健全,内部监控制度完善;
(三)最近3年没有因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
(四)没有挪用客户资产等损害客户利益的行为;
(五)没有因违法违规行为正在被监管机构调查,或者正处于整改期间;
(六)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最近3年在金融监管、税务、工商等行政机关,以及自律管理、商业银行等机构无不良记录。
第八条 基金管理公司的主要股东是指持有基金管理公司股权比例最高且不低于25%的股东。
主要股东除应当符合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从事证券经营、证券投资咨询、信托资产管理或者其他金融资产管理业务;
  (二)注册资本不低于3亿元人民币;
  (三)具有较好的经营业绩,资产质量良好。
第九条 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中,持股比例最高的境内股东应当具备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主要股东的条件,其他持股比例在5%以上的境内股东应当具备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条件。
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的境外股东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为依其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法律设立,合法存续并具有金融资产管理经验的金融机构,财务稳健,资信良好,最近3年没有受到监管机构或者司法机关的处罚;
(二)所在国家或者地区具有完善的证券法律和监管制度,其证券监管机构已与中国证监会或者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机构签订证券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并保持着有效的监管合作关系;
(三)实缴资本不少于3亿元人民币的等值可自由兑换货币;
(四)经国务院批准的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投资机构比照适用前款规定。
第十条 基金管理公司股东的持股比例应当符合中国证监会的规定。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外资持股比例或者拥有权益的比例,累计(包括直接持有和间接持有)不得超过我国证券业对外开放所做的承诺。
第十一条 一家机构或者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多家机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的数量不得超过2家,其中控股基金管理公司的数量不得超过1家。
第十二条 申请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申请人应当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送设立申请材料。
  主要股东应当组织、协调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相关事宜,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主要责任。
第十三条 申请期间申请材料涉及的事项发生重大变化的,申请人应当自变化发生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提交更新材料;股东发生变动的,应当重新报送申请材料。
第十四条 中国证监会依照《行政许可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规定,受理基金管理公司设立申请,并进行审查,做出决定。
第十五条 中国证监会审查基金管理公司设立申请,可以采取下列方式:
  (一)征求相关机构和部门关于股东条件等方面的意见;
  (二)采取专家评审、核查等方式对申请材料的内容进行审查;
  (三)自受理之日起5个月内现场检查基金管理公司设立准备情况。
第十六条 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申请人应当自收到批准文件之日起30日内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凭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向中国证监会领取《基金管理资格证书》。
  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还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申领《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并开设外汇资本金账户。
  基金管理公司应当自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日起10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报刊上将公司成立事项予以公告。
第三章 基金管理公司的变更、解散

第十七条 基金管理公司变更下列重大事项,应当报中国证监会批准:
(一)变更持股5%以上的股东;
(二)变更持股不足5%但对公司治理有重大影响的股东;
(三)变更股东的持股比例超过5%;
(四)修改公司章程重要条款;
(五)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十八条 基金管理公司变更股东、注册资本、股东持股比例后,股东的条件、股东的持股比例、股东参股基金管理公司的数量、注册资本等应当符合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第十九条 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东处分其股权,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股东转让股权应当诚实守信,遵守在认购、受让股权时所做的承诺,不得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二)股东转让股权应当遵守《公司法》的规定,不得采取虚报转让价格等不正当手段损害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股东与受让方应当就转让期间的有关事宜明确约定,确保不损害基金管理公司和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股东及受让方不得通过股权代持、股权托管、信托合同、秘密协议等形式处分其股权;
  (四)相关的变更股东事项未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并履行相关法律程序,转让方应当继续履行股东义务,承担相应责任,受让方不得以任何形式行使股东权利;
  (五)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其他规定。
第二十条 基金管理公司增加的注册资本,股东必须以货币资金实缴。
第二十一条 基金管理公司变更重大事项,应当自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做出决议之日起60日内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提出变更申请;涉及股东股权转让的,基金管理公司未按照规定提出申请时,相关股东可以直接提出申请。
第二十二条 中国证监会依照《行政许可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规定,受理基金管理公司变更重大事项的申请,并进行审查,做出决定。
第二十三条 中国证监会可以采取约请相关人员谈话、专家评审、核查等方式,审查基金管理公司变更重大事项的申请。
涉及变更基金管理公司主要股东、合计持股比例超过50%以上的股东,或者提名董事人数最多的股东的,中国证监会比照本办法关于基金管理公司设立的规定进行审查。
第二十四条 基金管理公司的重大变更事项涉及变更工商登记的,基金管理公司应当自收到批准文件之日起30日内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基金管理公司变更为中外合资的,还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申领《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并开设外汇资本金账户。
第二十五条 基金管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选任或者改任,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六条 基金管理公司的重大变更事项涉及《基金管理资格证书》内容变更的,基金管理公司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换领《基金管理资格证书》。
第二十七条 基金管理公司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将重大变更事项予以公告。
第二十八条 基金管理公司的解散,应当在中国证监会取消其基金管理资格后进行。
  基金管理公司的解散应当按照《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

第四章 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及分支机构的设立、变更、撤销

第二十九条 基金管理公司可以根据专业化经营管理的需要,设立子公司、分公司或者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形式的分支机构。
子公司可以从事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基金销售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分公司或者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形式的分支机构,可以从事基金品种开发、基金销售以及基金管理公司授权的其他业务。
基金管理公司应当结合自身实际,合理审慎构建和完善经营管理组织模式,设立子公司、分支机构应当进行充分的评估论证,并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
第三十条 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应当由基金管理公司控股,从事相关业务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基金管理公司与子公司及各子公司之间应当建立必要的隔离墙制度,防止可能出现的风险传递和利益冲突。
基金管理公司应当建立有效的监督管理制度,加强对子公司、分支机构的业务、人员、财务等的监督和日常管理,分支机构不得以承包、租赁、托管、合作等方式经营。
基金管理公司可以设立办事处,办事处不得从事经营性活动。
第三十一条 基金管理公司设立子公司、分支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公司治理健全,内部监控完善,经营稳定,有较强的持续经营能力;
  (二)公司最近1年内没有因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
  (三)公司没有因违法违规行为正在被监管机构调查,或者正处于整改期间;
  (四)拟设立的子公司、分支机构有符合规定的名称、办公场所、业务人员、安全防范设施和与业务有关的其他设施;
  (五)拟设立的子公司、分支机构有明确的职责和完善的管理制度;
  (六)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三十二条 基金管理公司设立子公司、分支机构,应当自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做出决议之日起60日内,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送申请材料。
第三十三条 中国证监会依照《行政许可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规定,受理基金管理公司设立子公司、分支机构的申请,并进行审查,做出决定。
  中国证监会可以对拟设立的子公司、分支机构进行现场检查。
第三十四条 基金管理公司变更、撤销分支机构,应当自变更、撤销之日起15日内向中国证监会和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
基金管理公司设立、变更或者撤销办事处,应当自设立、变更或者撤销之日起15日内向中国证监会和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
第三十五条 基金管理公司设立分支机构,应当自收到批准文件之日起30日内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登记注册手续。
  基金管理公司变更、撤销分支机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有关手续。
第三十六条 基金管理公司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将子公司、分支机构的设立、变更或者撤销事项予以公告。
第五章 基金管理公司的治理和经营

第三十七条 基金管理公司应当按照《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建立组织机构健全、职责划分清晰、制衡监督有效、激励约束合理的治理结构,保持公司规范运作,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公司治理应当遵循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的基本原则。基金管理公司及其股东和公司员工的利益与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第三十八条 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东应当履行法定义务,不得虚假出资、抽逃或者变相抽逃出资。
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东不得为其他机构或者个人代持基金管理公司的股权,不得委托其他机构或者个人代持股权。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占有或者转移基金管理公司资产。
基金管理公司的主要股东应当秉承长期投资理念,并书面承诺持有基金管理公司股权不少于3年。
第三十九条 基金管理公司应当明确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和议事规则。
  基金管理公司应当建立与股东之间的业务和客户关键信息隔离制度。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应当通过股东(大)会依法行使权利,不得越过股东(大)会、董事会任免基金管理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直接干预基金管理公司的经营管理、基金财产的投资运作;不得在证券承销、证券投资等业务活动中要求基金管理公司为其提供配合,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和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基金管理公司的单个股东或者有关联关系的股东合计持股比例在50%以上的,上述股东及其控制的机构不得经营公募或者类似公募的证券资产管理业务。
第四十条 基金管理公司的主要股东在公司不能正常经营时,应当召集其他股东及有关当事人,按照有利于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原则妥善处理有关事宜。
第四十一条 基金管理公司应当明确董事会的职权范围和议事规则。董事会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公司基本制度,决策有关重大事项,监督、奖惩经营管理人员。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和主持,董事会和董事长不得越权干预经营管理人员的具体经营活动。
董事会对经营管理人员的考核,应当关注基金长期投资业绩、公司合规和风险控制等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情况,不得以短期的基金管理规模、盈利增长等为主要考核标准。
基金管理公司的总经理应当为董事会成员。基金管理公司的单个股东或者有关联关系的股东合计持股比例在50%以上的,与上述股东有关联关系的董事不得超过董事会人数的1/3。
第四十二条 基金管理公司应当建立健全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董事人数不得少于3人,且不得少于董事会人数的1/3。
  独立董事应当独立于基金管理公司及其股东,以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勤勉尽责,依法对基金财产和公司运作的重大事项独立作出客观、公正的专业判断。
第四十三条 基金管理公司的董事会审议下列事项,应当经过2/3以上的独立董事通过:
  (一)公司及基金投资运作中的重大关联交易;
  (二)公司和基金审计事务,聘请或者更换会计师事务所;
  (三)公司管理的基金的半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
  (四)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四条 基金管理公司应当建立健全督察长制度,督察长由董事会聘任,对董事会负责,对公司经营运作的合法合规性进行监察和稽核。
  督察长发现公司存在重大风险或者有违法违规行为,应当告知总经理和其他有关高级管理人员,并向董事会、中国证监会和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
第四十五条 基金管理公司应当加强监事会或者执行监事对公司财务、董事会履行职责的监督作用,维护股东合法利益。
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公司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得少于监事会人数的1/2。不设监事会的,执行监事中至少有1名职工代表。
监事会和监事会主席、执行监事不得越权干预经营管理人员的具体经营活动。
第四十六条 基金管理公司的总经理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基金管理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应当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不得为股东、本人或者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第四十七条 基金管理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东及有关各方,在基金管理公司主要股东不能正常经营或者基金管理公司股权转让期间,应当依法履行职责,恪尽职守,做好风险防范的安排,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不受损害。
第四十八条 基金管理公司应当坚持稳健经营理念,管理资产规模应当与自身的人员储备、投研和客户服务能力、信息技术系统承受度、风险管理和内部监控水平相匹配,切实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长远利益。
第四十九条 基金管理公司应当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建立科学合理、控制严密、运行高效的内部监控体系,制定科学完善的内部监控制度,保持经营运作合法、合规,保持公司内部监控健全、有效。
第五十条 基金管理公司应当建立健全由授权、研究、决策、执行和评估等环节构成的投资管理系统,公平对待其管理的不同基金财产和客户资产。
第五十一条 基金管理公司应当建立完善的基金财务核算与基金资产估值系统,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准确和完整地反映基金财产的状况。
第五十二条 基金管理公司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行业监管要求、行业技术标准,遵循安全性、实用性、可操作性原则,建立与公司发展战略和业务操作相适应的信息技术系统。
第五十三条 基金管理公司应当建立健全人力资源管理制度,规范岗位职责,强化员工培训,建立与公司发展相适应的激励约束机制、基金从业人员与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绑定机制,为公司经营管理和持续发展提供人力资源支持。
第五十四条 基金管理公司应当建立和完善客户服务标准,加强销售管理,规范基金宣传推介,不得有不正当销售或者不正当竞争的行为。
第五十五条 基金管理公司应当保持良好的财务状况,满足公司运营、业务发展和风险防范的需要。
基金管理公司应当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严格执行国家财经法律法规,相关资金或者资产必须列入符合规定的本单位会计账簿。
第五十六条 基金管理公司按照审慎经营原则和业务发展需要,可以相应增加注册资本。
  基金管理公司应当按照规定提取风险准备金。
第五十七条 基金管理公司应当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规定,管理和运用固有资金。
  基金管理公司管理、运用固有资金,应当保持公司的正常运营,不得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第五十八条 基金管理公司应当建立突发事件处理预案制度,对发生严重影响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可能引起系统性风险、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发事件,按照预案妥善处理。
第五十九条 基金管理公司可以根据自身发展战略的需要,委托资质良好的基金服务机构代为办理基金份额登记、核算、估值以及信息技术系统开发维护等业务,但基金管理公司依法应当承担的责任并不因委托而免除。
委托基金服务机构代为办理部分业务的,基金管理公司应当进行充分的评估论证,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审慎确定委托办理业务的范围、内容以及受托基金服务机构,并制定委托办理业务的风险管理和应急处理制度,加强对受托基金服务机构的评价和约束,确保业务信息的保密性和安全性,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以及公司的商业秘密等。
第六十条 基金管理公司与基金服务机构签署委托协议后10日内,应当向中国证监会和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委托办理业务的范围、内容、受托基金服务机构的基本情况和业务准备情况、主要风险及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等。基金管理公司应当在基金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基金年度报告、基金半年度报告以及基金管理公司年度报告中披露委托办理业务的有关情况。
开展受托业务的基金服务机构应当具有健全的治理结构,经营运作规范,财务状况良好,有与受托办理业务相适应的专业人才队伍、营业场所、安全防范设施和技术设施等,并具有完善的内部控制、风险管理、应急处理制度和业务操作流程等。基金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开展相关受托业务应当恪尽职守、诚实守信、谨慎勤勉,确保受托业务运作安全有效,并保守商业秘密,不得泄露或者利用受托业务知悉的非公开信息牟利,不得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六十一条 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东申请批准有关事项,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的,中国证监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不予批准。
第六十二条 中国证监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和审慎监管原则对基金管理公司的公司治理、内部监控、经营运作、风险状况,以及相关业务活动进行非现场检查和现场检查。
第六十三条 非现场检查主要以审阅基金管理公司报送材料的方式进行。
  基金管理公司应当向中国证监会和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送下列材料:
  (一)经具有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基金管理公司年度报告;
  (二)由具有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基金管理公司内部监控情况的年度评价报告;
  (三)监察稽核季度报告和年度报告;
  (四)中国证监会根据审慎监管原则要求报送的其他材料。
第六十四条 基金管理公司应当自年度结束之日起3个月内报送基金管理公司年度报告和年度评价报告;自季度结束之日起15日内报送监察稽核季度报告,自年度结束之日起30日内报送监察稽核年度报告。
第六十五条 基金管理公司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5日内向中国证监会和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
(一)变更持股5%以下的股东;
(二)变更股东的持股比例不超过5%;
(三)变更名称、住所;
(四)股东同比例增减注册资本;
(五)修改公司章程一般条款;
(六)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基金经理受到刑事、行政处罚;
(七)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基金经理被监管机构或者司法机关调查;
(八)公司财务状况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九)因公司过失遭受重大投诉;
(十)面临重大诉讼;
(十一)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发生前款第(六)项至第(十一)项规定事项的,基金管理公司应当书面通知全体股东。
  基金管理公司发生本办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突发事件的,应当立即向中国证监会和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
第六十六条 基金管理公司股东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书面通知公司,并在5日内向中国证监会和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
(一)名称、住所变更;
(二)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变更;
(三)主要股东连续3年亏损;
(四)所持股权被司法机关采取诉讼保全等措施;
(五)决定处分其股权;
(六)发生合并、分立或者进行重大资产、债务重组;
(七)被监管机构或者司法机关立案调查;
(八)被采取责令停业整顿、指定托管、接管或者撤销等监管措施或者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九)对公司运作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第六十七条 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的境外股东,其注册地或者主要经营活动所在地的主管当局对境外投资有备案要求的,该境外股东在依法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准文件后,如向其注册地或者主要经营活动所在地的主管当局提交有关备案材料,应当同时将副本报送中国证监会。
第六十八条 中国证监会可以采取下列措施对基金管理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并根据日常监管情况确定现场检查的对象、内容和频率:
(一)进入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分支机构进行检查;
  (二)要求基金管理公司提供与检查事项有关的文件、会议记录、报表、凭证和其他资料;
  (三)询问基金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要求其对有关检查事项做出说明;
  (四)查阅、复制基金管理公司与检查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对可能被转移、隐匿或者毁损的文件、资料予以封存;
  (五)检查基金管理公司的信息技术系统;
  (六)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措施。
第六十九条 中国证监会对基金管理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检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应当出示合法证件;检查人员少于2人或者未出示合法证件的,基金管理公司有权拒绝检查。
  中国证监会可以聘请注册会计师、律师等专业人员为检查工作提供专业服务。
第七十条 基金管理公司及有关人员应当配合中国证监会进行检查,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拖延提供有关资料,或者提供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的资料。
第七十一条 中国证监会对基金管理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后,应当向被检查的基金管理公司出具检查结论。
第七十二条 中国证监会可以根据监管需要,建立基金管理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监控体系和监管综合评价体系。对于相关风险控制指标、监管综合评价指标不符合规定的,中国证监会可以责令公司限期改正,并可以采取要求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提高风险准备金提取比例、暂停部分或者全部业务等行政监管措施。
第七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国证监会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撤销任职资格或者基金从业资格,并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经批准持有基金管理公司5%以上股权,或者通过提供虚假申请材料等方式成为基金管理公司股东;
(二)委托他人或者接受他人委托持有基金管理公司的股权;
(三)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占有或者转移基金管理公司资产;
(四)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在证券承销、证券投资等业务活动中,强令、指使、接受基金管理公司为其提供配合,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和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第七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国证监会责令改正,并对负有责任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直接责任人员等可以采取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暂停履行职务等行政监管措施:
(一)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越过股东(大)会、董事会任免基金管理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二)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越过股东(大)会、董事会直接干预基金管理公司的经营管理或者基金财产的投资运作;
(三)基金管理公司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及时履行报告义务;
(四)基金管理公司董事会对经营管理人员的考核不符合规定。
第七十五条 基金管理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中国证监会责令其限期整改,整改期间可以暂停受理及审核其基金产品募集申请或者其他业务申请,并对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直接责任人员可以采取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暂停履行职务等行政监管措施:
(一)公司治理不健全,严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完整性和统一性;
(二)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不完善,相关制度不能有效执行,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或者发生较大风险事件;
(三)对子公司、分支机构管理松懈,或者选聘的基金服务机构不具备基本的资质条件,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或者发生较大风险事件;
(四)发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基金管理公司逾期未完成整改的,中国证监会可以停止批准其增设子公司或者分支机构;限制分配红利,限制其向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支付报酬、提供福利;责令其更换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限制权利。情节特别严重的,中国证监会可以采取指定其他机构托管、接管或者撤销等监管措施,对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七十六条 基金管理公司的净资产低于4000万元人民币,或者现金、银行存款、国债等可运用的流动资产低于2000万元人民币且低于公司上一会计年度营业支出的,中国证监会可以暂停受理及审核其基金产品募集申请或者其他业务申请,并限期要求改善财务流动性。财务状况持续恶化的,中国证监会责令其进行停业整顿。
被责令停业整顿的,基金管理公司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将其管理的基金资产委托给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基金管理公司进行管理。逾期未按照要求委托管理的,中国证监会可以指定其他机构对其基金管理业务进行托管。
第七十七条 基金服务机构违反本办法的规定,泄露或者利用受托业务知悉的非公开信息牟利,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七十八条 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金服务机构及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违反本办法以及其他相关规定,依法应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有关规定进行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七十九条 本办法所称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包括境外股东与境内股东共同出资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和境外股东受让、认购境内基金管理公司股权而变更的基金管理公司。
第八十条 基金管理公司设立子公司的具体管理办法,由中国证监会另行规定。
第八十一条 本办法自2012年11月1日起施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2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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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阳泉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山西省阳泉市人民政府


阳政发[2000]51号


阳泉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阳泉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单位,省营以上企业:
现将《阳泉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印发给你
们,请遵照实施。



二OOO年十月三十日

          附随义务侵害与合同解除问题研究
              --以德国民法典第324条为参照

          刘毅强 德国慕尼黑大学 博士研究生

  关键词: 附随义务;完整性利益;合同解除
  内容提要: 附随义务问题的研究随着德国“积极侵害债权”理论的出现而日益受到民法学者的重视。我国民法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但遗憾的是,多数研究只是局限于是否应该在肯定附随义务侵害下,合同主体可以进行合同解除这一层面。除此之外,其他一系列相关法律问题研究和展开的并不多。因此,在总结和研究德国民法相关立法和学理的基础上,着重于深入分析附随义务侵害发生后,合同解除的适用空间以及所可能引发的各种法律问题。期望可以对我国附随义务理论体系的建立以及相关司法实践的开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债法的发展趋势表明,保障进人债务关系领域之相关主体的完整性利益,越来越得到各国民事立法者的重视。这一趋势本身也是市场交易日趋复杂化、群体化、多样化背景下民事立法的必然发展,同时也是民法总则中诚实信用原则在债法领域的不断延续和深化。因此,不啻是满足债务关系本旨的给付利益需要得到有效的维护;与此同时,与给付利益相关,甚至没有直接关联的债务关系主体以及相关第三人的其他财产与人身利益,都已经纳人民法规范保障的视野。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附随义务问题的研究以及相关理论体系的建立显得日趋重要。
近些年,我国民法学界对于附随义务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对于附随义务侵害是否可以引起合同解除的问题也有所探讨。但遗憾的是,纵观我国学者的相关论述,多数只是局限于是否应该在附随义务侵害发生的情形下,赋予合同主体以合同解除的权利这一层面。除此之外,其他一系列相关法律问题研究和展开的并不多。因此,本文在总结和研究德国民法相关立法和学理的基础上,将着重于深入分析在附随义务侵害发生后,合同解除的适用空间以及所可能引发的各种法律问题。
二、附随义务概念的再讨论
附随义务的内容由于通常不被合同主体所约定,而是更多地依据合同的目的和类型,以及双方的具体情况进行确定,因而对其进行精确的定义一直是理论界的难题。或许因为如此,很多学者在附随义务概念的使用上,一直存在混淆和模糊的状况,特别是学者中常常出现将附随义务与从合同义务、附随义务侵害与不完全履行进行交叉使用的情形。这种状况的出现,不仅对于附随义务理论体系的建立和明晰不利,而且也容易使民法初学者相对关法学理论的研习造成一定的困扰。因而,在展开对附随义务侵害与合同解除问题的探讨之前,实有必要再次辨明附随义务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正如上文所提及的,附随义务是民法诚实信用原则在债法领域的内在延伸和发展。其产生并不旨在对债权人给付利益的保障,而是着眼于合同主体既存利益或完整性利益的维护。因而,附随义务是在债务关系产生之初即伴随着主给付义务出现的,为了维护债务关系主体一方的既存利益,依照民法诚实信用原则而要求对方所负担的照顾性或保护性的义务。在合同之债中,由于合同主体的既存利益难以也不需要被合同双方所约定,因而附随义务的出现也就具有了内容多样性和个案解释性的特征。此外,附随义务的产生时点也具有不确定性和随机性的特征,因为在合同主给付义务产生后的任何阶段,相关主体的既存利益都有随时被照顾和保护的必要。
附随义务与合同主义务的区分通常比较明晰。在特定的合同中,合同主体也可以通过约定将一般意义下的附随义务提升为该合同的主给付义务。例如在咨询合同、保管合同、保安服务合同等类型中,传统归属于附随义务的照顾、保护、告知等义务便成为合同主给付义务的一部分。反之亦然。此外,违反合同主给付义务的行为也可能会同时侵害到合同的附随义务,从而在合同解除条件的适用层面出现法条竞合的问题。例如,出卖人向买受人交付的马饲料有毒,致使买受人的马匹发生死亡,即是典型的某一违约行为同时造成主给付侵害和附随义务侵害,从而使得债权人的履行利益和其他完整性利益均受到损害的案例。此种情形下,应该允许债权人在合同解除的条件同时满足时,择一适用相应的法条。
需要讨论的是附随义务与从合同义务的关系。从合同义务通常是依据合同的目的和类型,为了使债权人的给付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和实现,而要求债务人在主给付义务以外辅助完成的其他给付性义务。从该定义中不难发现,从合同义务针对的是给付利益本身,因而其内容与该合同设立的本旨息息相关。而附随义务指向的则是合同主体给付利益之外的其他完整性利益,诸如债权人既存的财产权益和人身权益。与从给付义务不同的是,附随义务并不是用于辅助和完善债权人可得的法益,而是用于维护其现有的法益。[1]也正因为如此,附随义务的内容通常与合同的原始给付关联性较弱。这是区分附随义务与从合同义务的关键所在。[2]而两者的其他区别,例如是否具有可诉性以及赔偿范围的不同等都应该建立在上述核心区别之上。
其次需要探讨的是,附随义务侵害与不完全履行的关系。不完全履行,通常是指债务人虽然履行了债务,但其履行不符合债务的本旨。[3]不完全履行,在不同的文献中也被称为不完全给付、不良履行、不良给付、不当履行等。在讨论附随义务侵害与不完全履行的关系中,多数学者将前者作为后者的一种形态来理解,并认为其根源在于德国法中的积极侵害债权理论。例如,王泽鉴先生认为:“在契约成立后之履行期间,当事人之接触益为密切,更须尽其注意,避免侵害相对人之人身或财产上利益。违反此项义务时,应成立所谓之不完全给付。”[4]张广兴先生也将债务人违反附随义务的责任界定为不当履行。[5]此外,依据韩世远先生的观点,附随义务的不履行,因有违于诚信原则,也可以构成不完全履行。[6]
笔者对此种观点不能认同。从不完全履行的语义可以看出,其与设立债权债务关系本旨的履行利益(或原始给付利益)直接相关,即债务人所提供的给付与债权债务关系之目的不完全相符。此类行为在德国法上作为“非以负担的方式履行给付”,被规定于该国民法典281条和323条第1款第2项中。[7]此类行为实则履行障碍原因类别中的“瑕疵履行”。而附随义务则与主给付利益的完成关系较远,而与债之主体完整性利益的维护直接相关。换句话说,即便在主给付义务“完全履行”的场合,债务人依然有可能违反其附随义务,对债权人的其他财产和人身利益造成侵害,而债权人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也有权在此类场合主张(替代履行的)损害赔偿以及解除合同等。在德国债法现代化法改革的政府理由书中所专门提及的案例即是最好的说明:一名画家尽管可以正常地实施自己所承担的绘画工作,但他一再不可免责地使债权人房屋设施受到毁损。尽管此时画家完全可以实现债权人的履行利益,但由于其行为造成债权人物的损害并达到了一定严重的程度,故债权人有权直接向画家要求合同解除以及替代履行的损害赔偿。[8]因而,将附随义务侵害归类于不完全履行,不仅从各自的内涵上无法自然衔接,同时也容易对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概念的使用产生混淆,不利于彼此的区分。因此,笔者建议今后可以将附随义务侵害从不完全履行中分离,单独作为一种义务侵害的方式;同时将诸如“瑕疵履行”、“不完全履行”、“不良给付”、“不良履行”“不当履行”等概念整合,统一用“瑕疵履行”这一术语来表达“非以负担的方式履行给付”这种类型的义务侵害方式。[9]
三、附随义务侵害下合同解除[10]适用的可能
合同解除作为一种给付障碍情形下,合同主体摆脱合同主体义务的方式,被各国民事立法者以及国际和区域统一法重视。合同解除一方面为陷入履行困境的合同主体提供了重获“交易自由”的工具,为其尽快缔结下一个债权债务关系创造了空间;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任意冲破合同“法锁”的约束,破坏“契约神圣”原则的风险。[11]因而设置怎样的“门槛”来规制合同解除行为,成为各国立法者考量的重点,其也常常反映着各国法律政策的重心与倾向。
合同解除在过去各国的民事立法和法学理论中,常以双务合同中双方互付牵连性义务为限。除此以外,在单务合同以及非牵连性义务的场合,合同解除则不予考虑或认为没有意义。至今也有学者坚持此一观点。[12]在德国法上,尽管其旧债法第325条和第326条对于合同解除作出了上述限制,但在其后陆续有相当多的判例和学说认定,即便在积极侵害债权的场合,仍有适用合同解除的余地。其中当然也包括了附随义务侵害的情形。[13]这一学说日后逐渐成为德国民法学界的通说,并通过2002年1月1日生效的《德国债法现代化法》,被正式规定在新债法的第324条当中。此外,依据学者的总结,国际统一法判例也逐渐突破了上述界限,在一些特定的情形中允许合同因附随义务的侵害而被解除。[14]笔者认为,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的确存在某些情形,尤其是在与给付利益相距较远的保护性义务受到侵害的情形下,有必要赋予债权人合同解除权,以充分保护其既存利益的完整性。但考虑到与“契约神圣”原则的协调,此时的解除权须在严格的条件下方有实现的可能。
四、附随义务侵害下合同解除的适用条件
1.合同的有效成立
只有在合同有效成立的前提下,才可以谈到合同解除的问题。在合同成立之前,相关债务关系的结束为合同撤销等民法制度所调整。
对于有效成立的合同是否以双务合同为条件,存在不同的看法。德国民法典将调整附随义务侵害下合同解除问题的第324条规定在双务合同的框架之下。但诚如上文所分析,合同解除的要件应该并已经开始逐步摆脱债之主体互付对待义务的牵连性束缚,而给予债权人在单务合同以及非牵连性义务侵害的情形下,引发合同解除效力的可能,因而这一限制实为多余。德国学者Gsell也认为,既然此处的合同解除权不再与给付义务的侵害相联结,那么德国民法典第324条中的“双务合同”的限制并不合理。[15]
2.附随性义务的侵害
需要具备的要件是所侵害的义务为附随性义务。该义务的法源在德国法中为民法典第241条第2款。依据该款:债务关系可以依其内容使任何一方负有顾及另一方权利、法益和利益的义务。[16]在我国法中,为《合同法》第60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其具体内容依据合同关系的类型、合同主体的利益状况以及合同对主体双方信任程度的要求等来确定,通常包括保护性义务、协助性义务、照顾或注意性义务、告知或说明性义务、保密性义务等等。正如上文所提及,附随性义务有不确定性和个案解释性的特征,无法作出周延性的描述。而且即便上述所列举的同一义务,在不同的个案中也会呈现出不尽相同的内涵与外延来。但无论怎样变化,判断附随性义务的核心标准都在于其对于债权人完整性利益的保护是否为必要。
问题是,这里的附随义务是否可以将先合同义务包罗在内,从而引发先合同义务侵害下合同解除的效力?先合同义务的产生基于合同双方在建立有效的合同关系之前,进行缔约磋商、缔约准备以及进行类似交易接触过程中,一方所负担的照顾对方权利、法益和利益的义务。先合同义务通常认为属于缔约过失责任制度规范的范畴,即合同一方在合同成立之前不可免责地违反了其应负担的先合同义务,那么合同另一方有权利要求对方赔偿因此产生的损失。此外,一方违反先合同义务,采用欺诈或胁迫的方式订立合同,另一方可以通过行使撤销权来摆脱合同义务的束缚。在存在损害的情况下,其依然可以通过缔约过失责任要求对方赔偿。但除此之外,还会存在一些情况,诸如合同一方在合同磋商或者准备的过程中,对另一方的其他财产权益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或者对其人身进行了恶意的毁谤或者侮辱,而这类情形在合同成立之后方被对方所获知。此时是否可以如附随义务侵害一样适用合同解除的规则,值得探讨。
在德国民法学界,学者们对此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学者Gsell认为,德国民法典第324条仅以合同成立以及侵害第241条第2款的照顾性义务为条件,而并不要求该义务侵害发生在合同成立之后。因此,先合同义务侵害有适用第324条的空间。他还进一步主张,债权人在订立对其有利的合同之后,获知其法益在合同磋商期间受到严重损害时,可通过第324条解除合同,并依照第282条主张替代履行的损害赔偿;相反,在订立非有利的合同的情况下,通过第324条解除合同的同时,还可以依照第311条第2款和第280条第1款主张消极利益的赔偿。[17]但也有德国学者认为,先合同义务不在民法典324条所提及的范围之内,不应引起合同解除的效果。因为第324条所包含的要件是一项照顾性义务的违反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以至于不能再苛求债权人坚持履行合同,从而避免对债权人的完整性利益造成不可期待的损害;而先合同义务的初衷则着眼于避免通过订立合同,造成债权人完整性利益的损害。此外,有学者也认为,通过第280条第1款以及第311条第2款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规定,已经可以充分的保护先合同义务侵害下债权人的利益,故无须第324条的介入。[18]
在附随义务和先合同义务的关系上,笔者认为,尽管两者都来自同一法源,都包含有一方保护、照顾另一方等的权利内容,但两者在概念上仍具有区分的必要。附随义务从中文概念的语义上不难得出,其必定是“附随”着一定的主给付义务而出现的。只有在主给付义务存在或已经履行完成的情形下,“附随”义务的产生才具有意义,否则便会使人至少在概念的使用上产生困扰。而先合同义务则没有此项要求。先合同义务产生于合同成立之前的合同磋商和合同准备阶段。在这一阶段尽管也有一些与将来主给付义务相关的告知、说明、准备等义务,但在合同没有正式成立和生效之前,毕竟还不存在主给付义务,也就谈不上“附随”义务的问题。而且,在合同磋商破裂等情形下,双方的债务关系将终结在先合同义务阶段,合同主给付义务不再发生,“附随”义务也就不具有存在的意义。因此,笔者认为,在保留“附随义务”这一称谓的前提下,需要将其与先合同义务加以区别。前者产生的时间在合同成立之后,而后者产生的时间则在此之前。
但两者的区别并不足以阻止先合同义务侵害下,合同解除的适用。正如笔者上文所论述的,合同解除的法律原因已经不再囿于牵连性主给付义务的侵害,而是可以扩张到对于合同主体完整性利益的破坏。这种完整性利益的存在不以给付义务的存在或是否已经履行完成而发生改变,因而对其的侵害的确有可能发生在主给付义务产生之前,而这种侵害对合同主体是否可以合理期待的[19]继续维持在合同效力内同样会产生影响。例如,一名演员与制片方签订了一份演出合同。在合同订立之后,演员方得知制片方为达到其宣传演出的效果,在签约之前对其进行过严重的人身诽谤。该演员认为,制片方的诽谤行为,对其名誉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并对其将来演艺事业的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消极影响,遂要求解除合同。可以设想,这种人身性的义务侵害无论发生在合同订立之前或订立之后,对该演员所造成的伤害程度都不会发生改变,因而可以支持其解除合同的请求。此外,上述提及的德国债法现代化法的政府理由书中,所列举的画家侵害债权人房屋设施导致债权人解除合同的案例,尽管该义务侵害行为发生在合同订立之后,但不难设想,如果该侵害行为发生在合同成立之前的合同准备阶段,而债权人由于某种原因在合同成立之后才获知其受损的情形,那么该行为对于债权人所造成的损害丝毫不会异于案例中的情形,在此种情况下同样赋予其合同解除的权利方才合理。[20]
与此相关的还有后合同义务的侵害与合同解除的关系。附随义务的特征决定了其不会随着主给付义务的完成而必然消灭,而可能依然以后合同义务的形式出现,来确保债权人的完整性利益得到最终全面的保护。尤其是后合同义务的侵害对债权人“给付的使用”产生严重影响时,同样可以考虑通过合同解除的方式,使债权人的利益得到合理的维护。[21]例如,房屋装修人员尽管已经完成了其合同约定的装修义务,但在撤离的最后一天对留在屋内的债权人进行了严重的性侵犯。单从民法的角度,这种行为固然可以通过精神损害赔偿等方式对债权人予以赔偿,但即便如此,依然有可能无法完全消除该行为对债权人造成的影响,因为该房屋是债权人每日生活起居的重要场所,其在家中只要看到屋内的装修就会不自觉地联想到债务人曾对其的侵犯,进而严重影响其每日的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赋予债权人解除合同的权利是合理的。
3.维持合同履行无法合理期待
债的本旨在于全面合理地完成和满足债权人的给付利益。在给付利益可以得到实现,而仅仅发生债权人完整性利益受损的情形下,通常不会也不应该赋予合同主体解除合同约束的权利,从而对“契约神圣性”造成不必要的破坏,尤其在债权人完整性利益的损害,通过民法规范中的简单损害赔偿规则[22]即可予以救济的情形下更是如此。因此,发生附随义务侵害而解除合同的情形,必须具备严格的限制条件,使得其可以在与维持合同效力的利益博弈中取得优先顺位。依据德国法第324条规定,这一要件被称为“不可合理期待性”要件。具体而言,当债务人违反法典第241条第2款所规定的义务时,以不再能够合理期待债权人坚持履行合同为限,债权人可以解除合同。
考察不可合理期待性不能单纯依靠债权人的主观感受,而需要在个案中权衡合同主体双方的客观利益状况,从而确定所出现的附随义务侵害行为,对于债权人继续维持合同的履行是否已经到达不可忍受的程度。[23]通常被纳入考量范围的因素,从义务侵害的本身出发有:义务侵害的严重程度、侵害结果所涉及的范围和所持续的时间、侵害是否具有反复性等;从合同内容的角度出发则是该合同对于主体双方信任程度的要求等。通常,长期性的或继续性的合同对于双方信任程度的要求,要高于一次性的简单货物交易合同,因而附随义务的侵害在前者的情形下更容易得出不可合理期待性的结论。此外,催告或提示对于不可合理期待性的判断也有影响。由于附随义务并不存在履行期限的问题,因而在德国民法典第324条中,并没有像第323条第1款不履行到期债务或不以负担的方式履行债务情形下,对于合同解除规定有指定合理期间的要求。因此,原则上债权人在附随义务侵害达到一定程度时,可以直接解除合同,这种情况尤其在义务侵害具备相当严重的程度时可予以认可。在义务侵害的程度属于中等,或对某一侵害行为是否可以构成不可合理期待性要件存在疑问时,债权人是否曾一次或多次提出过催告或提示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这一要件的判断。[24]
除此之外,对合同履行的维持可以产生不可合理期待性影响的还有债务人义务侵害的可归责程度。依照现代债法的发展趋势,合同解除已经不再将债务人的过错作为要件来考量。这一点无论从《联合国买卖法》第49条、《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7条,到德国新债法第323条,再到我国《合同法》第94条都可以得到印证。然而,债务人义务侵害时所具有的可责性在合同解除的场合并非完全失去了作用。在考察附随义务侵害情形下,债权人继续维持合同履行是否具有合理期待性时,债务人的过错程度应该被予以重视。特别是在涉及债务人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债权人完整性利益损害的场合,应该作出更加有利于债权人的判断。当然,债权人对于附随义务的侵害是否也存在过错,同样会影响不可合理期待性的判断。在债权人与有过失情况下,若要肯定其合理期待性遭受破坏,必须提出比在该过失不存在的情形下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五、附随义务侵害下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
在上述解除条件满足的情形下,债权人可以通过发出解除声明来引发合同解除的效果。合同解除后,债权人可以在债务人可归责的条件下,请求替代履行的损害赔偿。在解除声明发出之前,合同并不随着解除条件的具备而自然解除。德国新债法并没有对该解除声明的行使设定期间,但从诚实信用的原则出发,债权人应该在一定合理的期限内发出该声明,否则解除权予以排除。[25]另外,不少德国学者也认为,债权人长期间的等待而不行使解除权,通常也可以证明,附随义务的侵害对于其继续维持在合同效力中并没有造成不可合理期待性的影响。[26]与此同时,为了保护债务人的利益,避免其陷入不可预期的消极等待中,债务人可以为债权人设置一个合理的期限,使其在这一期限内可以充分考虑是否决定解除合同。期限届满而没有发出解除声明的,视为解除权的放弃。[27]此外,德国民法学界的通说也认为,债权人在明知该附随义务侵害可以产生合同解除权的情况下,仍然继续受领债务人的给付,视为不可合理期待性要件的丧失或对其解除权的放弃。[28]
需要讨论的是,债权人的受领迟延对于其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是否会产生影响。在合同给付义务发生侵害的场合,依照德国民法典第323条第6款后半项的规定,当满足合同解除的条件发生在债权人受领迟延时,以债务人不可归责为限,解除权排除。但该规定是否可以适用于第324条,德国学界存在争论。在其债法改革过程中的政府草案里对此适用予以了肯定,但法律委员会的决议却认为,债权人是否陷入受领迟延对于附随义务的侵害后果不产生影响。债权人的过错问题完全可以纳入不可合理期待性要件的考察过程中。[29]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因为该法典第323条是对给付义务不履行或不以负担的方式履行的情形下,合同解除问题的规定。在此种情形中,债务人是否可归责对于合同解除的效果不产生任何影响。而附随义务侵害下合同解除的问题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利益状态。在债务人不存在过错,而债权人又可归责的陷入受领迟延的情形下,几乎不可能满足不可合理期待性的要件,因而也就没有必要适用上述解除权排除的规定。
值得讨论的问题,还有部分履行情形下发生附随义务侵害,对于合同解除所产生的影响。当债务人已经依约完成了部分履行,而在此之后发生了对债权人完整性利益的侵害,使得其继续维持合同履行不能合理的期待,那么此时应允许债权人引发只针对未履行部分的部分解除。当然部分解除的前提条件必须是合同原始给付具有可分性。此种情形在继续性合同中较常发生。由于该类型合同一般持续时间较长,各个单独的履行行为之间紧密性不强,因此在给付期间内所发生的附随义务侵害行为,对之前已经完成的给付部分影响较弱。而对于还未完成的给付,债权人在满足上述合同解除的条件下,可以发动指向将来给付的部分解除。例如,某公司与网络运营商签订了长期的网络使用合同。在使用1年后,由于该网络运营商上门维护的工作人员,在实施造作的过程中,对公司机房的机器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致使该公司员工无法正常使用网络长达1个月,从而造成公司重大的利益损害,其客户也有一定的流失。公司因此提出解除合同。在这样的情形下,应该赋予该公司针对以后未完成的合同部分进行解除,从而减少其利益再次受到侵害的可能。
当然也不排除例外的个案,即债务人的附随义务侵害行为,对于已经完成给付的继续维持或使用也产生了不可合理期待性的影响,那么此时应该例外的允许债权人针对合同的全部予以解除。除此之外,部分履行下的合同解除可参考德国民法典第323条第5款第1句的规定来处理,即只有在债权人可以证明,由于将来未完成给付的排除,造成其对于已经完成的部分履行也没有利益的情况下,方可主张针对全部合同的解除。
六、结论
合同解除的法定原因,其连接点如何设置,与一国的社会交易状况以及法律政策息息相关。从我国《合同法》第94条所罗列的五项合同解除的法定原因来看,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对附随义务侵害下合同解除的适用问题进行调整。尽管也有学者认为,第94条第4款后半项所提及的“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或许可以包括上述情形。但考虑到附随义务侵害在很多场合并不一定与满足合同给付义务为指向的合同目的相冲突,笔者因此建议,我国可以参照德国民法典第324条,在第94条中补充设立单独的一项,来调整和规范在发生附随义务侵害的情形下,如何适用合同解除的法律问题。
在由先合同义务、主给付义务、从给付义务以及附随义务等构成的合同“义务群”中,附随义务占据着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尽管与合同主给付义务的直接关联性较弱,但其对于合同债权人利益的全面维护和保障,从而确保其可以合理期待的受领和使用债务人所为的给付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在附随义务的侵害在满足特定的条件下,可以赋予其引发合同解除的效力,从而最大程度地满足或弥补债权人的损害,同时也有助于在督促和提醒债务人在完成给付义务的同时,注意全面保护债权人的其他财产和人身权益。
但也需要注意的是,在附随义务侵害的情形下,合同解除的适用需要十分谨慎,尤其是在合同的主给付义务部分已经得到完成,而债权人所遭受的损害可以通过一般损害赔偿原则予以满足的情况下更应如此。具体的适用,需要法官在个案中依照合同双方的各自利益状态、履约的具体情况以及主体双方的可责性状况予以酌情裁量。对此,债权人应负担主要的举证责任,来证明债务人的附随义务侵害行为对其继续维持合同履行构成了不可合理期待性的影响。而上述所提及的解除权排除的要件则需要债务人负责举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