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是民主政治的起点吗
党国印
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1期
一 . 引言
中国乡村民主自治是史无前例的事件。我们几乎没有现代国家的直接经验作为参照系来对这一事件进行评论，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从农村开始的，更没有在与中国相似的历史条件下从农村开始进行政治改革的经验。我们只能通过历史分析和逻辑判断对这一事件作出某种推测性研究。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 1 ?从根本上说，乡村民主政治应该是全社会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独立于全社会的 " 自治民主 " 。 2 ?在传统乡村社会，可以有 " 自治 " ，但不会有 " 民主自治 " ；真正的传统乡村社会不存在对民主政治的需求。 3 ?对民主政治的需求产生于乡村社会的结构转型时期。 4 ?通常，乡村政治改革应该是全社会政治变革的最后一个环节，乡村社会很难产生推动全社会政治变革的力量。 5 ?中国推行乡村民主自治制度标志着一场新的 " 乡村动员 " 已经开始，其政治发展的后果尚难以预料。 6 ?乡村政治改革必须遵从民主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在这个前提下，政治家的领导技巧才能够驾驭政治改革进程。
" 村民自治 " 是民主政治的起点吗 ?
二?自治不等于民主自治：历史的考察
自治本是一个涉及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或多民族国家中民族关系的一个政治概念，一般是指某一地域的共同体由于经济上的封闭性或相对独立性而产生的对中央政府的相对独立性。在政治学和历史学文献中，自治概念主要用来描述中世纪欧洲城市的政治特性；现在也用来表述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与多数民族的关系。
罗马帝国时期，欧洲有自治城市。在公元二世纪，罗马帝国的 " 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地方自治，都有它本地的 ' 政治 ' 生活，都有它自己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在所有城市之上，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它执掌国家大事 -- 外交、军事、国家财政。 " 罗马帝国的中央政府真正完全控制的是罗马这个城市，其君主在法律上只是首府罗马城的最高长官。皇帝作为取得胜利的征服者，他的大田庄遍及帝国各地，并成为其岁入的重要来源（罗斯托夫采夫， 1957 ， 195 ～ 230 页）。显然，这种自治性政治关系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到，更不同于今天的我国乡村 " 自治 " 。
英国中世纪的乡村似乎也有某种 " 自治 " 。乡村庄园有议事厅，是村民的活动中心。 " 村民可以根据当地习俗就进入或使用草地等公用土地问题达成协议，而无需承担来自官方的任何压力。 " 但是，这种乡村自治不是民主自治。英国那时奉行等级制度，从史料中可以发现至少有 21 种不同身份地位的规定。法律对于低等级的维兰（ villani ，占农民总数的 40 ％以上）有种种歧视性规定，如无权控告领主，法庭上不能申辩等。这种 " 卑贱的人 " 在政治上无权，在经济上的地位也极为软弱（ A. 勃里格斯， 1987 ， 81 ～ 82 、 131 ～ 132 页）。
法国的情形与英国有所不同。在中世纪， " 由于领主权力的极度膨胀，使得法国的领主在法庭上有绝对的权威。 " 法国的维兰（ villa ）不论是自由农还是农奴，都服从领主，与领主之间存在密切的人身依附关系（马克·布洛赫， 1931 ， 95 页、 101 页）。法国曾有过家庭共同体，人口有时近百口，几代人居住在一所房子里。这种共同体的产生与法国一些地方实行按户征税的税收制度有关。法国还有过乡村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受制于各种共同经营的规定（临时耕种法则、公共牧场、收获日子等）。在某些情况下，乡村共同体是农民与国王斗争的组织。 13 世纪巴黎北部的卢夫尔人自己建造教堂，选举镇长，批准治安条例，维修公路和水井，与 " 国王的人 " 对峙。有的乡村共同体后来发展成为 " 公社 " ，并赢得了公社契约。但是，这种合法化的团体经过与领主的斗争与妥协才得以确立。冲突一般要经过法官裁决，法官代表的是领主，而不是团体。在一些共同事务中，只有领主才合法地掌握指挥权（马克·布洛赫， 1931 ， 190 ～ 200 页）。总体上看，法国农村的自治是十分有限的，更谈不上民主自治，这正如威尔逊所说： " 巴黎自始至终没有丧失对农村的控制，也没有丧失对税款贪得无厌的胃口，这项税款是用来供养军队和官僚机构的 " （ J.Q. 威尔逊， 1989 ， 367 页）。
法国城市自治状况与乡村有相似之处。布罗代尔指出： " 人们往往认为城市的自治从一开始便受到民主运动的支持，这种看法未免过于简单，因为城市政权很早就已为几个强大的家族所控制。这种政权无疑由选举产生，但这只是掩人耳目而已。几个沆瀣一气的大家族不断支配着马赛、里昂及几乎所有的大城市的命运。巴黎的选举程式确实是一部编写得很好的电影脚本，知道底细的人事后无不为之捧腹大笑。特权阶层在选举中稳操胜券，他们的地位始终十分牢靠 " （布罗代尔， 1990 ， 56 页）。
美国的一些学者研究过中国乡村社会问题。按照他们的分析，在中国传统社会相对稳定时期，乡村与官府的关系较为简单，传统道德（习惯法）是维系乡村内部秩序的重要因素，而首事、中人可以是道德的化身，他们对乡村纠纷拥有裁判权威。杜赞奇认为，中人一般也是乡村社会的保护人。作为保护人，他们成为乡村农民的依赖对象，以便实现契约、免遭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农民在进行交易和遇到纠纷时，更愿意找中人，而不是找官人。当然，这种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不可能是完全平等的，被保护人往往受保护人的支配，前者对后者既爱又恨（杜赞奇， 170 页）。显然，中国乡村社会的这种治理结构也有自治性质，但谈不上民主自治。
为什么在传统社会王权政治难以渗透到乡村社会，使王权政治止于村社共同体边界？一般来说，在村社共同体内部，宗法关系下的道德压力和宗教压力通常足以约束机会主义行为，不需要也不会有王权政治。包含有政治技术、政治机构在内的王权政治若抵达村社共同体内部，成本实在太高，传统社会的任何一个政权都负担不起。据英国 12 世纪出现的一部《财务署对话录》记载，国王和群臣仅征收赋税一项已是 " 强加于他们的最沉重负担 " （勃里格斯， 1987 ， 22 页），更不用说介入村社共同体的其他方面。与王权相对照，村社共同体中的宗法关系甚至可以采取某种民主制的形式。《简明剑桥中世纪史》也有类似介绍（诺斯， 1981 ， 145 页）。中国的情形也大抵如此。许纪霖、陈达凯指出：对于乡村的控制，传统中国的行政权力只抵达县一级，县以下基本由地方士绅或宗族大户维持秩序，推行教化（许纪霖、陈达凯， 1995 ）。
传统社会的乡村可以有自己行之有效的权威系统。首先是传统道德的权威。道德依靠羞耻心造成的心理压力来维持共同体秩序，而羞耻心的作用强弱程度依赖于共同体成员流动性的大小。流动性越小，人们越不容易逃避羞耻心的惩罚，因为羞耻心通过共同体成员的鄙视而起作用。族长、乡村绅士通常是维护道统的权威。其次是宗教的权威。在传统社会，统一的宗教可以与国王斗法，但并不一定把自己的触角伸向乡村共同体。中国古代乡村信仰的神祗并不统一，一些民间人物也可以被神化而得到供奉。古罗马帝国时的乡村也有自己的土神（罗斯托夫采夫， 1957 ， 277 页）。由此看来，不仅道德的作用加强了乡村共同体的某种自治性质，宗教也可以被用来成为自治的手段。无疑，这两种手段都与民主政治产生的权威无关。
综合上述各种关于传统乡村社会治理结构的材料，我们可以发现，在传统社会，乡村社会本来具有某种自治性质，但并非 " 民主自治 " 。
三?乡村动员的社会功利主义分析
" 动员 " （ Mobilization ）一词经亨廷顿著作的传播，其政治学意义已经比较确定，即指传统社会的居民由一定历史条件的推动而参与现代化的过程。这个条件应该包括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但政治学家更多地讨论了政治条件。不发达社会乡村动员的方式、程序与时机选择，与动员的成败密切相关。本节拟从社会功利主义角度讨论这个问题，这不是说价值观的立场对笔者没有意义，而是因为这种立场无助于科学地认识问题。
如果我们从一般的人道主义立场出发，乡村动员可能符合大众通行的价值观，因为乡村动员的过程是解除农民的宗法束缚和宗教束缚的过程。但是，不合时机的乡村动员可能迅速瓦解原有的乡村权威结构而导致社会动乱，这一后果并不能给农民以真正的人道主义援助。如果一个社会从整体上不具备乡村动员的条件，理性的政府可能会采取牺牲社会弱势集团的立场，而弱势集团通常是普通农民集团。美国政治学家赫尔德曾解释过一种残酷的 " 置换战略 " ，其核心一方面是把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糟糕的后果分散给最软弱无力的集团，另一方面安抚那些能够最有效地调动公众呼声的集团。这并非说政府一定要这样做，但是，如果政治是可能的 " 艺术 " ，或者，民选政府一般都力图确保现有秩序的最平稳延续的可能性，那么，他们除了安抚那些最强有力、最能有效调动资源的人以外，几乎别无选择（戴维·赫尔德， 1996 ， 318 页）。这种置换战略固然是不人道的、残酷的，但却是政治现实。
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的主题之一是政治参与（社会动员的主导形式）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依他的观点，时机不当的政治参与会导致社会不稳定，而时机成熟与否取决于社会政治制度化的水平。一般而论，政治制度化程度低、而政治参与程度高的社会，政治不稳定；与此相反，若政治制度化水平高、而百姓的政治参与程度低，则政治比较稳定（亨廷顿， 1968 ， 51 页）。
按照亨廷顿的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农村状态也与农民的政治参与有关。孙中山的南方政权放手对中国下层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动员，包括对乡村农民的政治经济动员，但动员机构主要由当时与国民党进行合作的共产党掌握。 1926 年 1 月，国民党二大通过了《农民运动决议案》，共产党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乡村动员。但是，这种动员的后果很快表现为国民政府不能控制局面，政府的合法性地位受到严重威胁，于是，国共分裂，共产党在 " 非法 " 状态下继续进行乡村政治动员（王跃， 1995 ）。 1928 年，蒋介石、陈果夫正式提出暂行停止民众运动，国民党三全大会又进一步限定了农民运动的内涵。到 1930 年，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农会立法原则》，规定只有 " 耕作农地面积在 20 亩以上 " ，或是 " 中等学校毕业习农业者 " 才可成为农会会员（张益民， 1995 ）。但是，在当时政治腐败、豪强割据的局面下，国民政府已经不能阻止共产党所进行的乡村动员过程。这个过程最终在中国大陆上葬送了国民党政权。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对乡村进行社会动员的同时，也产生了控制农民的强大的组织系统。政权建立后，农民普遍赢得了土地，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大大减退。国家很快凭借自己的组织力量先后在农村发起了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人民公社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标志着中国乡村动员的停止。此后实际上实行了赫尔德所讲的 " 置换战略 " ，以长久地牺牲农民的利益开始了工业资本的积累。
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
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已由海南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1999年11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有效地组织人民防空，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以及经济建设成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以下简称《人民防空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一切组织和个人，都应当遵守本办法，都有依法获得人民防空保护的权利，都必须依法履行人民防空的义务。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同级军事机关领导本行政区域的人民防空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人民防空建设纳入本行政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受同级人民政府和军事机关的领导，依照有关规定履行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人民防空工作。
重点经济目标所在单位、重要事业单位应当指定有关部门或者人员负责人民防空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其他工作部门，依法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人民防空工作。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和同级军事机关根据国家的规定和我省国防建设需要，共同确定本省的人民防空重点城市。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军事机关应当制定本级防空袭方案及实施计划，并依照有关规定报请批准。编制防空袭方案需要的各种资料数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无偿提供。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同级军事机关应当有计划地组织实施防空袭演练，普及防空知识，提高全民的防空意识。有关单位应当按照要求提供人员、物资、设备保障。
第六条 重要的工矿企业、科研基地、交通枢纽、通信枢纽、桥梁、仓库、发（变）电站等经济目标，由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与同级军事机关报省人民政府和军事机关确定，实行分级管理。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建设、完善重要经济目标的防护设施，并负责维护管理。
新建重要的经济目标，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人民防空的防护要求，将其防护设施纳入基本建设计划，统一建设。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对重要经济目标的人民防空建设进行监督检查，被检查单位应当如实提供情况。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担的人民防空经费，列入地方财政年度预算。
社会负担的人民防空经费的收支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按照《人民防空法》和国家有关规定另行制定。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防建设的需要，结合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水平，制定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规划，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人民防空指挥工程、公用的人员掩蔽工程和疏散干道工程，由人民政府安排建设经费，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统一组织建设；医疗救护、物资储备等专用工程由有关部门纳入本部门基本建设计划，组织修建；国家机关和军事机关、政党组织、社会团体、企事业
单位、各种经济实体的人员与物资掩蔽工程由本单位负责修建。
第十条 鼓励、支持单位和个人利用多种形式依法筹集资金，投资修建人民防空工程。人民防空工程平时由投资者使用管理，收益归投资者所有。
第十一条 建设和开发利用人民防空工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费和水电价减免等优惠待遇。政府有关部门对人民防空工程所需的建设用地，应当依法给予保障。
第十二条 人民防空工程建设应当有利于平时的经济建设、群众的生产生活和工程的开发利用。
除人民政府的人民防空指挥工程和通信工程外，经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可以依法对人民防空工程进行开发利用。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建立人民防空工程使用登记制度。人民防空工程的使用权经过批准发生变更时，有关当事人应当在30日内到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依法取得人民防空工程使用权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维护管理的有关规定，不得影响人民防空工程的防空效能，不得妨碍人民防空工程迅速转入战时状态。
第十三条 城市新建民用建筑，必须依照有关规定按照下列标准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以下简称防空地下室）：
（一）新建10层以上或者基础埋置深度3米以上的民用建筑，按照地面第一层建筑面积修建防空地下室；
（二）新建9层以下并且基础埋置深度不足3米，建筑总面积达7000平方米以上的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面积不得少于建筑总面积的2％；
（三）除本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外，新建居民住宅小区、单位规划区和旧城改造区内的民用建筑，按照一次性规划建筑总面积的2％统一规划修建防空地下室。
第十四条 城市新建民用建筑，其防空地下室必须与地面建筑同时规划、同时设计、同时建筑。
应当修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其设计方案必须经县级以上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核，未经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核或者经审核不合格的，有关部门不得为其办理设计审批和施工发证手续。
第十五条 应当修建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不能与地面建筑同时修建防空地下室的，建设单位必须报经县级以上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按照应当修建的防空地下室面积缴纳人民防空工程易地建设费。缴费标准由省人民政府按照当地建筑工程实际造价确定。
人民防空工程易地建设费列入财政专户管理，专款专用，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根据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规划，集中修建人民防空工程。
第十六条 人民防空工程的专用防护设备必须使用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合格产品，并按照有关规定安装。
第十七条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工程质量监督部门对人民防空工程的质量进行监督检查。
单独修建的人民防空工程，由建设单位组织，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竣工验收。
建有防空地下室的建筑项目竣工验收，应当有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参加。除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允许预留的部位外，不符合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的，必须整改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仍不符合要求的，应当在规定期限内重新修建。修建完成和验收之前，验收单位不得对整体建筑
发放验收合格证。
第十八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人民防空工程竣工后的60日内将人民防空工程档案移送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九条 人民防空工程（含防空地下室）属战备设施。战时，必须服从防空需要无条件由当地人民政府和同级军事机关统一调配使用。
公用防空工程，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纳入国有资产进行维护管理，所需经费按照有关规定列支；单位修建的人民防空专用工程和其他形式投资建设的人民防空工程，由投资者纳入其固定资产进行维护管理；结合民用建筑修建的防空地下室，由业主负责维护管理。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
加强监督检查，确保人民防空工程的良好使用状态。
第二十条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和规划主管部门应当共同确定人民防空工程地面的控制用地范围。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保障人民防空指挥工程、公用人民防空工程和与其配套的进出道路、孔口、出入口、口部伪装房等设施的地面用地。对已建工程应当界定和确认其口部、进出口道路的用地范围。在工程口部附近修建的其他建筑物应当留出不少于倒塌半径的安全距离。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在人民防空工程地面的控制用地范围内设置障碍、堆放物品、建造建筑物和构筑物；
（二）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入废水、废气和倾倒废弃物；
（三）在人民防空工程内生产和储存爆炸、剧毒、易燃、放射性和腐蚀性的物品；
（四）在危及人民防空工程安全使用范围内进行采石、挖砂、取土、爆破、钻探、打桩等作业；
（五）其他影响人民防空工程使用或者降低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能力的行为。
第二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因建设需要拆除的，拆除单位必须按照有关规定报县级以上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并在规定期限内补建同等级的人民防空工程或者给予补偿。
第二十三条 人民防空通信、警报网，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与当地邮电系统和国家机关及军事机关的通信联通，所需的线（电）路、频率，有关部门必须按照战备要求给予保障。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按照国家规定进行固定防空警报装置、无线移动防空警报装置、车载机动防空警报装置建设和安装通信、广播、电视系统防空警报控制装置时，有关单位应当予以协助，不得阻挠。
人民防空通信、警报值勤用电，电力部门应当按照战备要求提供保障。
第二十四条 通信、广播、电视系统、寻呼台平时应当根据人民防空通信、警报保障计划，制定传递、发放防空警报信号方案，并由当地人民政府定期组织演练。战时必须优先传递、发放防空警报信号。每年全省应当组织警报试鸣，并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试鸣日前5日向社会发布公
告。
第二十五条 设置在有关单位的人民防空警报设施，由所在单位维护管理，不得擅自拆除或者迁移。确需拆除或者迁移的，必须报经县级以上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重建经费由拆迁单位负责。
根据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制定的人民防空警报建设规划，需要设置警报点的新建建筑物，应当在其顶层预留线路管孔、电源，并无偿提供使用。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制定城市人民防空疏散计划，并组织预定疏散地区的防空建设。
战时人民防空疏散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国家发布的命令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任何单位不得擅自行动。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人民防空的需要，组织有关部门依法组建群众防空组织。战时接受城市人民防空指挥机构的统一指挥；平时按照省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制定的训练计划，由市、县、自治县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指导有关部门实施训练并督促检查。集训人员的工资、福
利与在岗职工同等对待。训练所需的装备、器材、经费由组建单位负责；特殊性装备、专业器材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协助解决。
第二十八条 人民防空教育应当纳入各级人民政府国防教育计划，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文化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均有开展人民防空宣传教育的义务和责任。
学校的人民防空教育，应当纳入学校国防教育内容，由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第二十九条 对在人民防空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军事机关给予表彰、奖励。
第三十条 城市新建民用建筑，不按照规定修建防空地下室或者不缴纳易地建设费的，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其当事人给予警告，责令限期修建或者补交易地建设费，并可处1万元至10万元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以对个人处1000元至5000元、单位处1万元至5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当事人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一）侵占人民防空工程的；
（二）不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修建人民防空工程的；
（三）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改变人民防空工程的主体结构，拆除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者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安全和使用效能的；
（四）拆除或者毁坏人民防空工程，拒不补建的；
（五）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的音响信号，或者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备设施的；
（六）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拒不改正的；
（七）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入废水、废气或者倾倒废弃物的。
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破坏或者盗窃人民防空设施、设备的；
（二）在人民防空工程内生产或者储存爆炸、剧毒、易燃、放射性、腐蚀性等危险物品的；
（三）干扰、破坏防空演习的；
（四）扰乱防空疏散场所内公共秩序的；
（五）阻挠、妨碍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
第三十三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采取有效防空袭防护措施，致使重要经济目标遭受重大损失的；
（二）延误传递防空警报信号或者误传防空警报信号的；
（三）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或者其他违法、失职行为造成人民防空工作损失的；
（四）未按照规定将人民防空工程档案移交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的；
（五）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擅自批准免建防空地下室或者减免人民防空工程易地建设费的。
第三十四条 截留或者挪用人民防空易地建设费和其他人民防空建设经费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者行政监察机关予以追缴，并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省人民政府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9年12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