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城市道路设施管理条例（1997年修正）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南京市城市道路设施管理条例（修正）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1994年9月29日江苏省南京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制定 1994年12月30日江苏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 根据1997年7月30日南京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1997
年8月29日江苏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的《关于修改〈南京市城市道路设施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道路设施的管理，充分发挥其使用功能，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城市道路设施。城市道路设施范围内的公共绿地除外。
本条例城市道路设施是指城市道路规划红线范围以内的车行道、人行道、隔离带、广场、桥梁、隧道、高架路、人行天桥、地下通道等及其附属市政设施。
第三条 南京市市政公用局是本市城市道路设施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城市道路设施的管理、维护和监督工作。
区、县城市道路设施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范围和分工，负责城市道路设施的管理和维修养护。
建设、规划、公安、工商行政、园林、土地、市容等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协同主管部门做好城市道路设施的管理工作。
第四条 城市道路设施的建设、改造、维护应当依照城市总体规划，合理布局，配套实施。新建、改建、扩建城市道路设施应当严格执行建设程序和质量标准，坚持先地下、后地上的原则，统一规划，统筹建设。
城市道路设施工程竣工后三个月内，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向城市道路设施行政主管部门申报验收和移交。
与城市道路连接的专用道路，达到城市道路标准的，可以移交城市道路设施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维护。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城市道路设施的义务，并有权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进行检举控告。
对保护城市道路设施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城市道路设施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二章 占用管理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城市道路设施。确需临时占用的，应当向城市道路设施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审批同意后，办理占用城市道路设施审批手续，交纳占道费，领取城市道路占用执照。
区城市道路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由市城市道路设施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重要路段和规定面积的城市道路设施的临时占用，应当报市城市道路设施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七条 下列范围严禁占用：
（一）桥面及有碍行车安全的地段；
（二）公交车站；
（三）地下管线的闸阀、检查井、雨水井、窨井使用和操作范围。
第八条 下列建设工程因施工需要临时占用城市道路设施的，建设单位和个人应当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申请办理临时占用城市道路设施手续：
（一）新建、改建、扩建的市政工程；
（二）新建、改建、扩建的沿街房屋建筑；
（三）超出挖掘批准范围的挖掘工程。
第九条 严格控制占用城市道路设施设置各类市场。确需设置的，须经城市道路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审查同意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占用城市道路设施设置经营摊点、广告、标牌和亭棚设施，应当先办理临时占用城市道路设施手续，再办理其他手续。
第十条 严格控制占用城市道路设施设置各类停车场。确需利用城市道路设施设置停车场的，其审批和管理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第十一条 严格控制临时占用人行道。批准临时占用人行道一般不得超过人行道宽度的二分之一，确需多占人行道的，应当保留不少于1米宽度路面，确保行人通行安全。
城市道路设施维修养护单位维修道路工程，占用范围不得超出指定的安全岛间的路面及路牙外侧1．5米宽路面。
第十二条 临时占用城市道路设施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批准的范围和时间占用，不得擅自改变占用性质、扩大占用范围和延长占用时间，不准出租转让。
占用期内因城市建设需要，占用单位和个人应当及时拆除占用城市道路设施上的各种建筑和设施。
第十三条 占用单位和个人不得损坏城市道路设施。损坏城市道路设施的，占用单位和个人应当负责赔偿。
占用现场必须设置围挡或者隔墙，并保持整洁。
在占用范围内不得预制水泥制品、拌和砂浆和冲洗砂石。
第十四条 临时占用城市道路设施期满，占用单位和个人应当在占用期内清理现场，报请城市道路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进行验收，缴销城市道路占用执照。
第十五条 占道费按照省财政、省物价部门核定的标准，由市城市道路设施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征收，实行财政专户储存，用于城市道路设施的维修、养护和管理。
第三章 挖掘管理
第十六条 建设单位和个人需要挖掘城市道路设施的，应当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相关的设计图，向城市道路设施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办理城市道路设施挖掘审批手续，交纳挖掘修复费，并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审批同意后，向城市道路设施行政主管部门领取城市道路挖掘执照，
方可动工。
区城市道路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由市城市道路设施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重要路段和规定范围的城市道路设施的挖掘，以及横穿主次干道的挖掘工程，应当报市城市道路设施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挖掘修复费执行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收费标准。
第十七条 新建、改建城市道路五年内、大型翻建的城市道路三年内，以及水泥混凝土机动车道不准挖掘。确需开挖的，应当经城市道路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审查同意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加收1至3倍的挖掘修复费。
第十八条 电力、电信、煤气、自来水、排水、路灯等地下管线埋设工程的建设单位，应当向建设、规划、城市道路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提交年度实施计划。城市道路设施维修养护单位应当向城市道路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提交月度维修计划。
沿街高层建筑的建设单位应当向城市道路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提交管线工程施工综合实施计划。
地下管线发生故障确需紧急抢修的，可以先行抢修，但应在24小时内补办城市道路设施挖掘审批手续。
第十九条 挖掘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批准的范围、时间等要求进行施工，不得擅自扩大挖掘范围和延长挖掘时间。
第二十条 经批准的挖掘工程不得阻塞交通，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铺设地下管线应当顶管施工，不能顶管施工的，必须分段开挖；
（二）挖掘施工现场应当设置安全标志和防护围挡设施，保持现场整洁；
（三）挖掘施工与地下其他设施发生冲突时，应当立即停止施工，并报有关部门处理；
（四）回填土方应当按照规定夯实，主、次干道和横穿道路挖掘沟槽，必须用细石料回填，保证质量；
（五）水泥混凝土路面和主、次干道的沥青混凝土路面的挖掘，应当用机具切割沟槽边线；
（六）主干道路面的挖掘修复工程应当在五日内完成，其他路面的修复工程应当在七日内完成。
第二十一条 挖掘工程竣工后，应当同时清理现场，报请城市道路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进行验收，缴销城市道路挖掘执照。
第四章 维护管理
第二十二条 城市道路设施维修养护单位应当按照国家、省颁发的道路桥梁养护操作规程和技术标准进行日常维护，确保城市道路设施处于完好状态。
第二十三条 在城市道路设施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向路面排放腐蚀性污水和在铺装路面上进行有损路面的各种作业；
（二）擅自在人行道上停放和行驶机动车辆；
（三）擅自在非指定路段进行试刹车；
（四）擅自占用桥孔。
在桥梁安全保护范围内，不得擅自埋设管线、挖坑取土。
第二十四条 需要在城市道路设施上通过履带车、超重车及其他有损路面的机具，应当向城市道路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并采取防护措施后，按指定的时间和路线行驶。
第二十五条 住宅小区建设、房地产开发需征用城市道路设施的，建设单位应当补足同等面积道路，无法补足道路面积的，应当向城市道路设施行政主管部门缴纳补偿费用。
第二十六条 城市建成区内的公路，应当依照城市道路的标准由交通部门和城建部门进行改造，并移交城市道路设施行政主管部门维护管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由城市道路设施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四）项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可以对单位处以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三款、第十四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可以对单位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以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责令停工，并处以挖掘修复费1至3倍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二十一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可以对单位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以500元上以2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处以5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城市道路设施损坏的，城市道路设施行政主管部门除给予行政处罚外，有权责令其修复或者赔偿损失。
第三十四条 对破坏、盗窃城市道路设施的，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城市道路设施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按照《行政复议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由南京市人民政府负责应用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1995年4月1日起施行。
附：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南京市城市道路设施管理条例》的决定
（1997年7月30日南京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1997年8月29日江苏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 1997年9月25日公布施行）
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和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做好地方性法规清理工作的要求，南京市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定对《南京市城市道路设施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1、第二十七修改为：
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城市道路设施行政主管部门视其情节轻重，给予责令停工、责令限期改正、罚款等处罚。
2、第三十条修改为：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责令停工，并处以挖掘修复费1至3倍的罚款。
本决定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公布施行。
1997年9月25日
试论我国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的内涵与外延
作者：熊丙万
德沃金（美国）在其所著《法律帝国》一书中把法院喻为法律帝国的理想，把法官喻为帝国的王侯。社会公众要从法官那里得到公正、合理的判决，需要正直、善良、智慧的法官严谨地运用法律，但法官越是遵从于法律，对法律本身的理性要求就越强烈。马克思曾说过：“如果认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况下可以有公正的法官，那简直是愚蠢而不且实际的幻想！既然法律都是自私自利的，那么大公无私的判决还能够无条件地执行它。在这种情况下，公正是判决的形式，但不是它的内容，内容早被法律所规定”。可见，法律是法官司法的基石，有理性的立法才能出现理性的司法，否则所谓公正的司法只是涂有其表。
刑法设定国家工作人员作为特殊的犯罪主体，目的是保障国家政务的廉洁性、公正性、严肃性，维护国家的声誉和威信，体现严格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奉公守法、克尽职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由于国家工作人员这个法律概念涉及到司法实践中对案件的侦查管辖分工和对被告人的准确定罪量刑，因此正确理解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极为重要。准确理解《刑法》第93条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的内涵与外延，有助于司法实践中的区分犯罪与非罪、准确的定罪量刑，提高国家的司法水平，保障国家、集体和个人的财产安全及公民的人身安全。
一、国家工作人员的特征。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中，一事物之所以成其为该事物并与他事物相区别，是由其特定的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决定的。一般地说，质的规定性是事物内在的规定性，或称本质特征或本质属性；量的规定性是事物外在的规定性，或称形式特征。因此，我们可以说质与量的对立统一或者是本质特征与形式特征的对立统一决定了某一事物特定的性质。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也不例外，同样是本质特征与形式特征对立统一的产物。
（一）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
什么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我们可以根据我国刑法和部分国际公约来理解。新《刑法》第93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可以包括4种人员：（1）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2）在国有单位和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3）受国家机关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4 ）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虽然上述4种人员的工作机构、 单位或者工作方式有很大差别，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属于“从事公务”的人员。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二条规定：“公职人员”系指：1 .论是经任命还是经选举而在缔约国中担任立法、行政、行政管理或者司法职务的任何人员，无论长期或者临时，计酬或者不计酬，也无论该人的资历如何；2.照缔约国本国法律的定义和在该缔约国相关法律领域中的适用情况，履行公共职能，包括为公共机构或者公营企业履行公共职能或提供公共服务的任何其他人员；3.缔约国本国法律中界定为“公职人员”的任何其他人员。同样我们可以得出国家工作人员都属于从事公务的人员。因此，我们可以说，“从事公务”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
公务即公事，《宋史、张鉴等传论》："从吉（慎从吉）勤于公务，而疏于训子"。[1]显然，从字面看，公务是相对于私务而言。所谓“从事公务”，一般是指国家公共事务，即“从事组织、监督、管理事务性质的活动，具有一定的管理职权”[2]。我们认为， 这种释论似过于简单，未能揭示新《刑法》条文所规定的“从事公务”的丰富内涵，因而有必要加以深入研究，以充分展示其全部内容。
长期以来，学界对“从事公务”也有不同的理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四种：第一种观点认为，从事公务就是“依法履行职责的职务行为以及其他办理国家事务的行为”。[3]第二种观点认为，从事公务是指“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单位中履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责”。[4]第三种观点认为，从事公务是指“依法所进行的管理国家、社会和集体事务的行为”。[5] 第四种观点认为，“公务活动实际上就是履行职务的活动”。[6]
我们认为，对于“从事公务”，应当从活动的职能性和内容性两个方面或两个层次上来加以认识和把握。
首先，从活动的职能来看，从事公务的活动是一种具有领导、指导、组织、监督、管理性质的职能活动。这种职能活动，也可以简括为管理活动。它通常是以有关的主体享有一定的管理职权为前提的。如某个国家机关依法享有监督、管理某项业务领域的职权；某个社会团体获授权而享有协助政府管理某项活动的职权；某个政党依法享有执政或者参政即主持领导或参与领导国事的权力；某个个人因担任某项职务而享有监管某方面工作的职权等。没有一定的管理职权，是不可能从事公务这样的职能活动的。
其次，从活动的内容来看，从事的公务是属于公共事务。公共事务在实践中的范围比较广，种类也较多。概括地说，公共事务可以分为这样几类事务：（1）国家事务。这类事务是关系国家主权、 独立安全、领土完整及国计民生的事务。如制定法律、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建设国防、进行外交等。（2）地方事务。指关系到地方经济、文化、 社会发展的重大事务。如修建辖区内的重大公益工程项目、颁布地方法规、规章等。（3）社区事务。 指关系到一定社区范围内居民正常生活的事务。如组织社区范围内的居民进行文体活动、支援地方建设等。（4 ）企事业单位事务，指关系到某个单位、组织、团体正常的业务活动进行管理的事务。这里的“单位”，不限于是国有企事业单位，还可以包括非国有的企事业单位。因为，根据《刑法》第93条的特别规定，国家工作人员还应当包括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5）社会公益事务， 指关系到公共利益的各类慈善救助活动，如帮助贫穷儿童上学的希望工程、帮助贫穷妇女脱贫的幸福工作、帮助患病者、受灾群众的损款资助活动、“青年自愿者”活动等。但是，应当指出，国家工作人员所从事的公务，无论其属上述哪一种公务，都具有与国家公权力、地方公权力或者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经营管理活动、人民团体的公共职能活动等具有直接联系的特点。如果某种公务不具有这个特点，那就不能成其为国家工作人员所从事的公务。因此，我们基本同意“公务是指具备法定权务和义务，由国家行为或者国家权力派生的行为”的观点[7]。
所以，从事公务必须具有上述两个特性的活动。或者简言之，是管理公共事务性质的活动。这是判定是否构成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当然，除上述两个主要因素外还涉及到时间因素，在上班时间实施的行为一般是公务，下班后实施的行为一般不是公务；同时还要考虑有无合法依据因素。接受命令，指令或领导安排、委托实施的行为公务，个人擅自作出的行为不是公务。
（二）国家工作人员的形式特征
国家工作人员除必须具备“从事公务”的本质特征外，还必须同时具备在特定的单位、机构、组织中任职或者以特定的方式“从事公务”的形式特征。我国刑法学界学者将此特征称之为“身份特征”，并认为“身份”与“公务”是相辅相成，二者不可或缺的关系。[8] 这种观点应当得到肯定。
依照新《刑法》第93条第1款的规定， 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是标准的国家工作人员，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依照新《刑法》同条第2款规定，在国有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受国有单位委派在非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即为准国家工作人员。总之，无论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还是其他形式的准国家工作人员，都必须是在特定的机构中从事公务，或者受委派从事公务，或者依法从事公务。这是“从事公务”的形式特征，舍此不能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因此，“公务行为的主体在行政上隶属于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并且通过依法选举、任命、聘任、委派等方式”[9]取得职务身份， 是成为国家工作人员的必要条件和途径。
二．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外延。
（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认定。
如何理解和把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是研究国家工作人员概念首先应当解决的问题。我国立法与司法实践对于国家机关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和规定。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狭义的国家机关仅指国家的权力机关即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国家的行政机关国务院和地方政府，国家的代表机关国家主席，国家的军事机关中央军事委员会，国家的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有的人认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除包括狭义的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外，还可以包括中国共产党机关的工作人员、人民政协组织的工作人员。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比较妥当的。
国家机关的范围也就是外延如果过宽则可能出现罪及罪刑失衡的现象；如果过窄，则不利于惩处犯罪，如党的机关工作人员泄露国家机密，就无法定罪处刑。那么国家机关到底应该包括哪些呢？我认为，刑法中的国家机关应是指广义的国家机关，不仅包括宪法规定的六类国家机构，还应当把各级党的机关、各级政协机关、各级军事机关当成国家机关处理：
1、各级党的机关和各级政协机关。刑法第93条提到以下三类组织，即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等单位、人民团体；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这种分类中可也看出，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和政协组织是包含于国家机关之中的。第一，以为对执政党和参政议政党，作为基本法的刑法典不可能对其作出规定，从93条来看，他们不属于人民团体和社会团体，只能归类到国家机关之中。第二，从刑法分则来看，国家机关也包含了中国共产党和组织和政协组织。分则第九章是以国家工作人员为主体的渎职罪，若不包括中国共产党和政协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则会遗漏在这些机关中工作人员的犯罪行为，一回事法网有失严密。第八章是以国家工作人员为主体的贪污贿赂罪，行贿罪的对象是“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执政党各级机关完全有可能成为行贿的对象，故而从立法的严密性来说，共产党和政协理应包含在国家机关之中。第三，从我国宪法的纲领性规定来看，中国共产党在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起着领导的作用；人民政协是参政议政机关，只是我国的国体和政体，作为基本法的刑法必须体现这一点，如仅仅拘泥于某个发条的规定，则未免有“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之嫌。
2、各级军事机关。军事机关是国家的机器和专政工具之一，理应属于国家机关。虽然修订后的刑法将军队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渎职犯罪和妨害军事机关正常活动的犯罪分别在第十章的军人违反职责罪和第七章的危害国防利益罪中作了相应在的规定动作，但对军队院校中从事公务人员贪污贿赂方面的犯罪以及利用职权进行的报复陷害等犯罪未单独作出规定，因此还必须将各级军事机关列入国家机关。军队作为国家机关在《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中已有规定，虽然该决定现已失效，但仍应在修订后的刑法中对其立法精神予以参考。
同时，我们这种理解也不违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关于“公职人员”的规定，各级党的机关和各级政协机关和各级军事机关应该属于“缔约国本国法律中界定为‘公职人员’的任何其他人员”这一范畴。
（二）行政性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身分的认定。
我国目前存在的部分留有行政机关痕迹或暂时代行或受委托代行部分行政管理职能的公司，即所谓的“行政性公司”，如电力公司、烟草公司、自来水公司、煤炭公司、煤气公司、铁路公司等，它们或以公司的形式成立，或是有原来的行政机关演变而来的，总之他们具有双从性，即行政性、企业性。笔者认为它们是市场经济改革的过渡型机构，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尤其是政企分开力度的加大，其最终会转变成一种纯粹的国有经济管理组织或社会管理服务组织，或公益服务组织。到完全转变后，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说明这类主体是完全区别于国家机关的国有企业、公司。但现阶段，基于它们的所具有的行政性，我们不能把它们中的所有人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完全区别开来。笔者认为，在这些公司的行政性完全消除之前，这些公司中的符合以下条件的人员，人应该当作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看待：
1、具有一定行政职务（国家公职）及具有执法资格（形式要件）；
2、能够代便国家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如人事任免权、组织管理权、行政处罚权等，也即依法具有执法权限（实质要件）。
符合这些条件的人员，自然不能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完全隔离开来，如果把这部分人排除在渎职罪等犯罪主体之外，显然不利于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三、准国家工作人员的外延。
“准国家工作人员”是相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亚称谓，辞书将“准”字解释为：“程度上虽不完全够，但可以作为某类事物看待”［10］，也即刑法所讲的“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根据刑法第９３条第２款的规定，准国家工作人员有三类：（１）在国有单位和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２）受国家机关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３）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一直以来，理论界对“混合所有制公司、企业”中工作人员、上述第３类人员的理解和认识存在着分歧，如何理解这些人员的归属和性质将直接影响我国的司法质量和国家、公民的利益。
（一）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国有公司是指公司财产完全属于国家所有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我国《全民所有制企业工业企业法》第2条的1、2款规定，国有企业是指财产完全属于国家所有的企业。与此相对应，非国有公司、企业是指财产不属于国家所有或者不完全属于国家所有的公司、企业。国有事业单位是指国家投资兴办、管理，从事科研、教育、体育、卫生、文化、新闻、广播电视等事业的单位。人民团体是指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各级工、青、妇等人民团体。
（二） 国家机关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这类人员是受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他们代表国家，为了国家的利益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公务，他们的权力来自于“委派”。“委派”是指为任何派出，受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无论其先前身分如何，只要是受委派从事公务的，即应当视为国家工作人员。
虽然我国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对这类犯罪主体作出了规定，但是没有对这类主体的财产型犯罪的犯罪对象的认定方法加以规定。少数人认为，这类国家工作人员所侵犯的财产应该按照其所侵犯的国家公共财产的数量定罪量刑。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非国有公司、企业的资本结构可分为两类，即混合所有制和完全私有制。如果按照上述观点，显然不利于对非国有财产的保护。司法实践当中把这类人员所侵犯的财产全部按照国家共有财产处理，这是合理的。同时，国家立法、司法机关应该尽快对这方面立法或者作出司法解释，以便为司法实践提供准确的定罪量刑标准。
（三）国有参股的公司、企业中受委托人员的认定。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我国出现了与以前单一的公有制经济不同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和私营经济。混合所有制公司、企业是有不同性质的资本组成的公司、企业。显然它们不属于国有公司、企业的范畴。在混合所有制公司、企业中，对于由国家机关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前面已经作过论述，即把它们视为国家工作人员处理。
但在这类公司、企业中，往往有一部分工作人员或者全部工作人员不由国家机关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如国有参股的公司、企业在社会上聘请的总经理、部门经理等管理人员，他们是受委托从事对该公司、企业的管理活动。他们所从事的管理活动既涉及到国家公共财产，也有非公有财产。我们不能武断地说他们从事的是国家公务；同时他们也和非国家工作人员犯罪有很大的区别。对于这类犯罪主体如何认定，对于保护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至关重要，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有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既然国有参股的公司、企业中的国有成分是国家公共财产，那么对国家公共财产的管理就构成国家公务的一部分，管理国家公共财产的人员就是“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是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并且认为这类人员涉及财产型犯罪时，犯罪的对象在抽象上按照国有资产所占的比例划分。[11]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将国有控股的公司、企业中的这类人员“国家工作人员论者”，非国有控股的公司、企业中的这类人员不“国家工作人员论者”。并且认为对于国有控股的公司、企业中的这类人员在财产型犯罪的对象认定上，将所涉及的财产都按照国家公有财产计算。[12]第三种观点认为，这类受委托进行管理活动的人员，刑法和相应的司法解释已经明确的指出不按照国家工作人员看待，其不是“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
显然，前两种观点首先是不符合我国现行刑法和相应司法解释的规定的。另外，第一种观点不符合刑法基本原理，如果对犯罪对象的按照国有资产的比例划分，那就会出现一个行为同时触犯了“挪用公款罪”和“挪用资金罪”两个罪名的情况，对同一个行为进行了两次评价。对于第二种观点，笔者认为也是不合理的。对于国家控股的公司、企业中的国有财产按照国有公司、企业中的财产保护，但同样作为国有财产，到了非国有控股公司、企业，有什么理由不应该受到同样的保护呢？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其不但具有法律法规的依据，在司法实践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首先，根据罪行法定原则，既然这类受委托管理公司、企业财产人员的犯罪行为在刑法里已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例如刑法271条、272条对这类人员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的规定，我们就因该按照规定处理。
第二，司法解释也明显把这类人员排除在“国家工作人员”之外。2001年5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76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本公司财物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该《批复》明确："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除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从事公务的以外，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对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的规定，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上述《批复》尽管是最高人民法院对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侵占本公司财物如何定性的请示》的答复，但从其内容看，实质上是对国有公司及国有公司中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即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属于刑法第93条规定的国有公司，其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除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从事公务的以外，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对于国有公司的认定，有纯国有说、国有绝对控股说和国有相对控股说之争。其中，国有绝对控股说为司法部门所认可。但是，根据上述《批复》，国有公司的认定，应采用纯国有说，即国有资本百分之百属国有性质的，才能认定为国有公司。与之相适应，国有参股的公司、企业中的受委托人员也应该不是“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
同时笔者认为，该司法解释明确了国有公司及国家工作人员性质的判定标准，不仅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而且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他企业。不仅适用于贪污罪、职务侵占罪，而且还适用于受贿罪、挪用公款罪等其它国家工作人员的犯罪。
第三，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即使是国有控股的公司、企业，也存在多级控股的情况，二级以下的子公司中的国有资本越来越少，甚至已经失去控制地位。如果按照上述第一种或者第二种观点来认定这类人员，必将给理解上造成很大的混乱，尤其是对犯罪对象的确定将是理论上和实践中一个更大的难题。
第四，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二条规定来看，“2.照缔约国本国法律的定义和在该缔约国相关法律领域中的适用情况，履行公共职能，包括为公共机构或者公营企业履行公共职能或提供公共服务的任何其他人员”这当中明显强调公营企业中的人员理解为“公职人员”，并且按照通说，公营企业是指全部财产属于国有的企业。所以把“国家机关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排除在“公职人员”之外也是合理的。
（四）“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理解。
